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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给“胡说的意义”
［参见导言］这个权威们认为对认识诙谐和解释诙谐的快乐效果有很大意义的因素做恰当评说了。
确定诙谐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过两个牢固的观点——诙谐继续进行快乐游戏的目的，和它保护这种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评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阐明了为何每个诙谐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一定是有意义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
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诙谐工作的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成功，那它只不过是作为“胡说”
而遭到拒绝。
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从由于诙谐的既有意义又无意义而引起的［无论是直接引起的，还是通过“困惑与启示”
这条途径而引起的（第12页以下）］情感冲突中获取诙谐的快乐效果。
我们也毫无必要深究；乐趣怎样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
和“认识到它是有意义的”
这种变换中产生出来这一问题。
诙谐的心理起因（psy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乐趣是由文字游戏抑或胡言乱语而引起的，同时诙谐的意义仅在于保护这种乐趣不受批评的压制。
在俏皮话中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诙谐的基本特征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俏皮话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
当俏皮话给我们提供乐趣时，它就会促进这一目的；而当它的表达并非完全无意义或无内容之时，它就心满意足了。
倘若俏皮话所表述的是具有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它就变成了诙谐。
这样，即使是在最质朴的形式下也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思想，就获得了一种本身就能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形式。
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一种联合肯定不会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作为这种诙谐的结构基础的意向（iion）。
我们早些时候进行过的一次（附带性的）观察将会把我们引上正确轨道。
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说过，一个好的诙谐绝对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快乐印象，而我们却不能马上判断出快乐的哪一部分来自诙谐形式，哪一部分来自其恰当的思想内容。
我们总是在这种区分上出错。
有时我们因为欣赏诙谐所包含的思想而过高地评价其优点；相反，有时我们又由于该诙谐外表给我们极大快乐而过高估计其思想的价值。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快乐，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假定我们判断中的这种不肯定性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它确确实实提供了诙谐形成的动机。
思想企图把自己隐藏在诙谐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种隐藏可以把我们的批评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
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它的思想；而且我们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才使我们快乐，并且因而损坏一个快乐来源了。
然而，倘若诙谐使我们发笑，那么它同时也会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批评最为不利的意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迫产生一种很早以前游戏就能产生的情绪，并且诙谐就会尽可能地去取代它。
尽管我们一直坚持，这些诙谐可以被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诙谐，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严格说来，只有俏皮话才是没有倾向性的——即是说，只有它才为产生快乐这个目的服务。
因为即使诙谐所包括的思想没有任何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论上为智力兴趣服务，然而诙谐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毫无倾向的。
诙谐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着重强调这个目的并保护它不受批评来促进这种思想。
这样，通过坚决反对某种抑制的和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在的批评性判断，它们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仅仅只产生快乐的诙谐为对它们的进一步运用指明了方向。
现在，人们已把诙谐看做是一种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
人们用诙谐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务。
无倾向性的原始诙谐起初就是游戏，后来人们才把它与目的间接联系起来，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离不开这些目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诙谐在服务于**目的、敌意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目的时所取得的成就。
在起源于猥亵语的**诙谐中，诙谐通过那些使女人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羞辱的言语而给第三者带来极大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打算干扰性场面的第三者变为同盟者。
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方法把原来漠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纠集起一伙反对者来对付自己的敌人。
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用它所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体面这些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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