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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这种冲动。
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
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
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
事实的确如此。
但我却不会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以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
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
在喜剧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
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
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
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并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
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
人相对应。
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喜剧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喜剧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快乐的兴奋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决定因素。
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曾成功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
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处在一种冷漠的情感状态。
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
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个极精彩的**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做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
如果听众有“我”
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
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而且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
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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