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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帜：“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
表明了自己“自由人”
的文化立场：“我们所谓自由的智识阶级，不过表明我们：1.只是一个智识分子；2.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
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1.不愿自称革命先锋，2.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立场。”
从胡秋原的自述来看，他所谓的“自由人”
是指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坚持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正当左翼作家与“自由人”
论战正酣之时，苏汶大概有感于文坛创作的不自由及左翼作家的霸权者姿态，在1932年7月《现代》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表达了对于胡秋原的部分认同和对于左翼作家的不满，提出了“第三种人”
的概念：“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在苏汶最初提出“第三种人”
的概念时，“第三种人”
是指居于“自由人”
和左翼文坛之间的“作者之群”
。
和“自由人”
概念相比，“第三种人”
在指代范围上要宽泛得多。
当时论争者对“第三种人”
概念的理解与苏汶的原意颇有出入。
胡风把试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皆指称为“第三种人”
，而在戴望舒、郁达夫等人的理解中基本也是如此。
可以说，在一般的作家、理论家的概念中，“第三种人”
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文艺上否认文学的政治功能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黄德志：《左翼对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误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4.鲁迅与梁实秋的争论，有时难免彼此挖苦、讥讽，但绝非个人义气之争，而代表了两种社会思潮和文艺观点的交锋。
当时的知识界，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社会主义，鲁迅和左翼作家是代表；二是自由主义，梁实秋和新月社就是其中活跃者；三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学”
家即属此类。
“民族主义文学家”
虽以官方为后台，但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拿不出东西来，闹了一阵子，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批判，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相当的力量，他们有不同的派别，新月社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参政意识较强，虽然在人权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有摩擦，但与共产党的分歧更大，所以他们与左翼作家的对立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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