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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当然，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有些事要由党与政府统一抓，有些事要靠各地、各方面、各单位分工协作办，但教育部门不仅要直接负责或参与一部分工作，而且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说到底也属于教育范畴，学校教育更不能孤立办学，因而就必须把它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统一研究。
我们当然不能不重视学校教育，我们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办幼儿园、办中小学，为培养各类中、高等专门人才办大学、办中专。
可是我们所重视的学校教育，乃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新学校，决不是脱离社会、脱离革命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片面偏重死知识的旧学校，而且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多次有关指示，我们党从来都十分重视实践教育，都强调要把解放军以至全中国办成大学校；都把实干中的学习看成更重要的学习；把在党与政府统一领导下，对革命实践能直接起更大促进作用的社会宣传教育，看成更为基本的革命武器之一。
回顾我们已往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也可以看到，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所担负的具体使命，都比学校教育更为广阔、繁重、深入、持久，因为它要管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男女老少、十亿人口、思想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永无休止。
远者不谈，只要正视一下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及其为现阶段四化建设愈益做好准备的每一有力步骤，就可以证明。
所以不管某些教育工作者如何看问题，我们党在实际上不仅十分注意掌握好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各项工作的辩证关系，而且一直都是在统筹大抓实践教育与整个社会宣传教育的前提下改革和发展学校教育，又把逐步普及与提高学校教育作为条件之一，更有力地抓好实践教育、社会宣传教育的。
毫无疑问，由于现在我国社会的整个情况，和陶行知先生生前所处环境相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当时能亲自进行的实际活动又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所以在某些具体的方针办法方面，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过与不及之处。
可是用我们在当代中国教育方面所应该坚持的上述主要原则作为理论武器，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比较一下陶行知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写当时反动统治思想相对抗的教育思想，则显而易见，不仅在实质上和我们基本相通，不仅十分难能可贵，而且正如胡愈之同志所说，如果陶行知先生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和我们同心同德，大力提倡“四化教育”
。
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对他在教育理论上的这一重大贡献等闲视之，甚至反而乱扣帽子呢？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教育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里忽然冒出来的，而是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反复靠实践来检验、改正他原先对国内外的各种学说的认识（包括我国的王阳明学说和美国的杜威教育学说），然后经过渐变到突变，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早期与后期两大阶段。
关于早期陶行知教育思想，如果可以把他在1924年前后推进平民教育运动看做酝酿期，把他在1923年开始提出“平民教育下乡”
看做其后提倡乡村教育的萌芽，那就可以认为其形成时间是在发表《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十八项《信条》等重要文章，并与晏阳初等人分道扬镳、下决心脱离高等学府、赤脚下乡筹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时候。
那时正是我国1924—1927年大革命进入**的1926年至1927年春。
从他当时在《宣言》、《信条》等著作中所揭示的初期生活教育思想和实际行动来看，从他已愈益注意面向工厂与农村，并且特别着重面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强调唤醒农民、改造乡村、改造古国，强调乡村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应当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等等言行来看，显然已经超越了旧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具有虽不完整、却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时期更为明显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而且根据他所谱写的晓庄校歌《锄头舞歌》和他于1927年8月招待南京市教育局长及各校校长时的讲话看，还可以了解到，他那时并非只从教育方面考虑问题。
在《锄头舞歌》中他着重号召唤醒锄头来革命；在讲话中更明确地说：“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可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
。
这些话虽然是在1927年“四·一二”
事变以后讲的，却说出了他过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难于公开讲出的心意，不仅更足以说明他早已就具有一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且证明他那时尽管对大革命的认识还有不少局限性，却决非完全无视革命的单纯教育救国论者。
关于后期陶行知教育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上都由较为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愈益走向社会主义。
时间主要是从1932年前后到他不幸逝世以前的十多年，这一时期他整个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较为显著的三大步：
第一步是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
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
战争的1932年前后，这一步的主要表现，是在经过一段摸索后，先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又毅然决定为冲破国民党的反动束缚，使“整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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