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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回生”
,而倡办工学团。
而且除在谈到乡村工学团时,强调要以“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
的“真农人”
为主体,以培养普遍的“军事”
、“生产”
、“科学”
、“识字”
、“运用民权”
、“节制生育”
等六大“能力”
为目标来办理外,还愈益明确地重视了以“真工人”
、“真农人”
为主体的工农联盟。
先是批评国民党召开的所谓国民会议的“会场里找不出一个靠自己种田吃饭的真农人,也找不出一个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
,后更公开说明“我们整个理论是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和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真农人和劳苦大众的小孩为基础”
的。
并且十分鲜明地宣布“光棍的锄头不中用”
,要“联合机器来革命”
(见《锄头舞歌》于1933年新补充的第五段),从而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的号召,提出走“穷国教育”
、“穷人教育”
的新路子,用“小先生制”
、“即知即传人”
的新办法,发动工农群众自己创办既做工、又学科学、又团结自卫的工学团,为反抗侵略作准备。
第二步是在我党发表“八一宣言”
、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
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初期。
这时的突出表现,是连续发表了《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民族解放大学校》、《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文章,特别强调唤醒、团结和依靠“被压迫大众”
,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且比前几年更进一步,公开走上“抗日救国”
第一线,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亲自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充当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宣传抗日;回国后又在普遍宣传、推广抗战教育的基础上,艰苦创办育才学校。
这样,就不单使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和当时我国主要历史任务——抗日救国紧密结合了起来,而且把他的努力和希望都着重面向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
第三步是在四十年代前半段,在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公然掀起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的**及日本投降后更进而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几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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