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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波尔诺夫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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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诺夫（O.F.Bollnow，1903—1991）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
他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1921年到柏林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
1925年起在一所新教育学校任教。
短期的从教体验使他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又进到图宾根大学研习哲学和教育学。
1938年，他出任吉森大学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并长期讲授教育学史课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聘为梅因兹大学教授。
从1953年起，他又回到图宾根大学接任斯普朗格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职位，直至1970年退职为名誉教授。
波尔诺夫曾在米施（G.Misch，1870—1960），诺尔（H.Nohl，1879—1965）和斯普朗格（F.E.E.Spranger，1882—1963）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下，接受了“生命哲学”
和“人类学”
以及“文化教育学”
的思想。
后来，他又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的影响，对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惊叹不已，并以新的精神觉悟投入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各种强调以“人”
的研究为主旨的思潮中，波尔诺夫一方面主张将存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联系起来，力图把存在哲学的基本观点引入教育学；同时，又基于他对生命哲学的理解，主张把哲学人类学卓有成效地应用于教育学，力图从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来重新论述整个教育学。
为此，他先后发表了《存在哲学》（1942年）、《纯朴的道德》（1947年）、《生命哲学》（1958年）、《存在哲学与教育学》（1959年）、《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考察方法》（1965年）、《教育人类学论文集：危机与新的开始》（1966年）、《新的教育哲学》（1966年）、《对话教育》（1972年）、《语言与教育》（1979年）等重要教育论著。
波尔诺夫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既充分肯定存在主义对人的关注以及对人的生成之自我因素的重视，也指出它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自我设计的局限性。
他试图从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在教育人类学的基础上，整合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并期望以他自己的教育理论为当代西方社会重新调整青年一代的教育提供良策。
一、论教育的基本立足点
波尔诺夫认为，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人的生命关系。
而从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来考察教育，首先需要明确教育与对人的理解的关系。
人是什么，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也是教育学的理论前提。
他在《告诫》一文中写道：“应当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人的本质，以便能够把对人做出的告诫理解为一种合情合理的教育手段？又应当如何反过来再从这里出发去理解告诫，以便它能够发挥教育作用？”
[22]在波尔诺夫看来，如果不理解人的概念，就不可能教育人。
所谓从事教育活动，也就是认识人本身，而教育学则是考察教育现象中的人。
人的主要生命现实关系是什么呢？首先，波尔诺夫同意康德的观点，人都是时间内存在，人不可能生活在时间之外。
但波尔诺夫强调指出，人不仅是关涉当前瞬间的存在，甚至为趋于死亡而不安，人还是抱有未来希望的存在，希望比起不安更为根本。
因此，人应对未来负有责任感，并为未来希望的实现而争取积极的富有价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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