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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高速发展与教育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曾经使得日本的经济全面崩溃。
战后初期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革，特别是实行三大经济改革，较快地形成了经济复苏的局面。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需物资主要在日本订货，也促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
到1955年，日本已实现了经济的全面恢复。
次年日本政府的《第十次经济白皮书》宣布了战后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的结束。
1957年年底，日本岸信介内阁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0）》；1960年，池田内阁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
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德、英、法之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科学的应用是推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但是，无论科学技术的应用还是管理制度科学化，都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因而必须依靠教育的发展。
这一点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
但与此同时，它也孕育了教育完全从属于经济的思想。
特别是这种思想为日本当局所信奉的时候，就使得日本教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附庸、政治工具地位脱离出来以后，又很快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附庸、国家工具地位，使得教育几乎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性格。
（二）教育中的经济至上观与能力主义
使教育完全服从于经济发展、将教育作为经济附庸和国家工具的思想主要来自政府当局和经济界人士。
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使得他们将教育单纯看成了经济起飞的工具而忽视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光大人的多方面价值上的作用，从而走向了经济至上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界首次提出教育必须从属于经济发展观点的文件，是1952年10月16日“日本经济者团体联盟”
（日经联）所发表的《关于重新检讨新教育制度的要求》。
该报告认为战后单轨学制的“基本缺陷”
是过度强调普通教育，不重视职业者的培养。
为此必须充实职业高中，为企业培养劳动骨干；必须改进大学制度，以培养经营的领导人才等。
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经联又相继提出了《关于改善当前教育制度的要求》（1954年12月23日）、《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提出的意见》（1956年11月8日）、《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1957年12月26日）等。
1956年9月，日本通产省“产业合理化审议会”
提出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进一步促使教育更直接地服务于具体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措施。
在地方，关西经济联合会《关于对工业教科书的意见》（1957年9月6日）等报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地经济和商业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数量仍然有增无减。
经济界对于教育的不断要求，强化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教育问题上的经济至上思想，并强烈影响了社会的众多方面，导致绝大多数的人们普遍地忽视了教育的其他功能和应有的其他任务。
在教育思想界也有这样的倾向。
例如，东京大学教育社会学家清水义弘就曾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忘记了服务于企业的观念，认为制定教育政策应考虑到政治的利益和实业的利益等。
在政府方面，1960年制定的《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经济发展和雇佣关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将教育绑上了经济发展的战车；1962年，文部省发表的《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直接将教育作为经济内部的事项而讨论了“教育投资”
的问题，实质上表明了教育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只居于从属地位的观念；1963年1月一份题为《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也直接提出必须改革教育训练的规模和结构，使之与未来的各种类型工人的培养和谐一致。
这些思想奠定了后来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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