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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真正控制国家权力的门阀士族鉴于国破家亡的教训，一改沉湎空谈、不务实务的旧习而为礼玄双修。
由于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先后执朝柄的王、庾、桓、谢等氏，对于主导文化的选择，表现出了差异。
王导是王衍的从弟。
他为晋元帝规划的国策为：“谦以接士，俭以足用，清静为政，抚绥新旧。”
[33]玄学中“无为而治”
的色彩十分浓重。
但是王导又上书建议修学，称“庠序设，五教明，德礼通洽”
，可以使“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
[34]，也给儒学留出了一定的位置。
司马睿晚年，不甘心受制于王氏，大树申韩之说，欲通过“以法御下”
以伸张皇权，但不果而死。
庾亮执政期间，既反对申韩之术，又不满王导的“愦愦之政”
。
他虽然“性好庄老”
，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要重振经学政治。
继起的桓温比庾亮更为积极进取，具有类似经学士族的品格。
庾、桓先后以失败告终，到谢安崛起时，王导“清静为政”
的玄学政治精义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王弼易学也乘机上升为官学。
南朝时期，皇权政治逐渐回归。
出身相对低微的皇帝虽然并不否定玄学，但是已开始倡导儒学，其中尤其重视的是《礼》学。
宋文帝元嘉年间，儒、玄并立于四学，名儒雷次宗以《三礼》授徒，连皇太子都是他的学生。
齐、梁时期，儒学一度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特别是梁武帝曾“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
[35]。
于是“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
[36]，使魏晋以来儒学门庭冷落的局面有所改观。
不过，儒学在南朝，由于长期受玄风侵蚀，加之又与佛、道二教处在并立的形势下，其作用毕竟有限。
《礼》学所以受重视，是因统治者注意到了它的实用价值。
对于儒学传统中有关精神追求的高层次内容，南朝则很少有人予以发掘阐扬。
东晋南朝，佛、道两教受到统治者异乎寻常的重视。
东晋时期，葛洪用儒学的忠孝仁信等思想对民间道教进行改造，并提供了一系列长生的仙药和炼丹秘方，从而使之能够为上层社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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