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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品藻中“才”
的一项，始由政治才干向口辩之才转变，继而发展到“不必须奇才”
也可作名士的地步。
这也是士人过分追求人性自由发展而出现的负面效应。
士人重视生命价值的行动是多方面的，目的都在于尽情地享受生命给予的美感和自由。
下面择要介绍几个方面。
（一）清谈
清谈是士人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
它分宾主两席，以一个命题为中心，双方轮番交锋，反复论诘，使讨论不断深化。
清谈的形式不拘，可以互为宾主，也可自为宾主；可以是辩论式的，也可各抒己见，不进行争辩；可以一决雌雄，也可折中其理，还可输家另觅他人代为阐发。
清谈场上，没有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以理服人是参加者公认的准则。
王弼在何晏面前，无论年龄，还是社会地位都相差悬殊，但他可以夺席一跃成为论坛的主角。
清谈时，士人挥动麈尾，侃侃而谈，飘逸潇洒，充满了智慧的较量和精神的愉悦，是人性自由的极度舒张奔放，所以他们往往乐此不疲，以致达到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程度。
（二）陶醉于大自然
单纯把大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始于汉末，但那时人是不自觉的，只不过借山水以慰藉失意而已。
魏晋以来，人们在发现自身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山水的自然之美，逐渐将之作为自觉的审美对象。
从东晋起，山水文化以文学作品、绘画、音乐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体现了创作主体在自我意识复归后反观自然所获得的感知。
东晋人袁嵩的《宜都记》，被著名学者钱钟书誉为“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
[14]之作。
袁氏写山水时，不只是文字绮丽，而且移注其中大量情感，对于大自然之美“流连信宿，不觉忘返”
，甚至认为“山水有灵”
，与人互为“惊知己于千古”
。
魏晋南北朝士人陶醉、忘情于大自然的轶事，典籍所载，俯拾皆是。
有的学者指出这并非是中国的特例：“自然之发现与个体之自觉常常相伴而来，文艺复兴时代之意大利一方面有个人主义之流行，另一方面亦是士人怡情山水之开始。”
[15]而且这种意识也激发了园林文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士人构筑园林别墅，除经济原因外，也有审美情趣蕴藏其中。
两汉的皇家园林，恢宏而无气韵。
这时的园林多属士人的私家，特点是精致而有情趣。
它是构园者心灵寄托之所、心志栖憩之地，也是艺术欣赏的对象。
士人通过构筑园林，移自然山水于私宅，不出户而可回归大自然。
（三）养生与避世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死亡来得容易。
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所以注重养生成为当时的风尚。
然而同为养生者，也有不同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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