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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这种观点在嵇康等人的文章中也处处可见。
竹林七贤在强调任自然的同时，对《六经》进行了公开否定，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
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16]。
这就是说，儒家礼法是压抑人的本性，违背了自然之道，礼法名教与自然水火不能相容，无从调和。
从而突破了正始玄学王弼、何晏的儒道调和论。
竹林七贤还将老庄思想引入了其他领域，使玄学思想更为丰富。
如刘伶赋予酒以老庄哲理，使魏晋名士纵酒放达有了理论依据。
嵇康以老庄思想诠释音律，以“声无哀乐”
论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依据老庄的宇宙观，对音乐的本质、与人的感情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从而融哲学、美学、音乐于一体，丰富了玄学。
在对老庄思想的阐发中，竹林七贤更倾向于《庄子》。
王弼、何晏等正始玄学之士主要发挥了《老子》、《周易》思想，而竹林七贤则从庄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找到了一种更为放任旷达、不拘行迹的达观思想，因而对庄子思想进行了更多的阐发，使玄学发生了一大变化。
此后，庄子思想受到玄学之士更多的叹赏钻味，以致老庄之学变成了庄老之学。
行为上，竹林七贤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下，强调不遵礼法，摆脱礼法名教的羁绊，追寻人的个性自由。
阮籍认为礼非为他所设，醉眠邻家妇侧，母丧期间，当着司马昭之面饮酒食肉；阮咸与猪共甕饮酒；刘伶以天地为室栋，以室屋为裈衣，脱衣裸形居于屋中；山涛妻夜间越窗窥视嵇康、阮籍，达旦忘返，而山涛不以为怪。
凡此种种，都反映了竹林七贤不受名教礼法约束，而追寻自然之道。
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行为上将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加以发展，开魏晋名士旷达放任、不拘礼法之风习。
竹林七贤在不遵礼法的同时，走向山林，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的恬静与秀色之中，神与物游。
这种源于老庄隐逸精神的生活方式成为竹林风气。
阮籍在苏门山中与真人不一言，只以长啸相对；嵇康与隐者孙登同游于汲郡山中，都是想追寻一种隐逸生活。
而这种超世拔俗，游于方外的风气，实质上仍是力图摆脱礼法羁縻，不为世俗功名所累，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竹林七贤的不遵礼法。
竹林玄学与正始玄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但有了新的发展，对西晋之后《庄》学大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相比而言，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的人生哲学则差异更大，两晋名士纵酒放达，不拘礼法、隐逸山水等风气，实由竹林七贤所开端。
三、西晋名士与元嘉玄学
西晋建立后，确立以门阀制度为核心的世家大族统治特权，占田、荫客等经济上的特殊照顾，为世家大族的奢侈豪华风习提供了物质基础，司马氏集团的**奢无度又开社会风气之先，士风日益沦丧。
何曾日食一万钱，犹曰无处下筷，其子何劭日食二万；王济以人乳喂猪，王恺与石崇斗富更是为世人所熟知。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个弱智，西晋王朝先后出现了后党专权，藩王跋扈，动乱纷起。
文人士子前途无望，朝不保夕，纷纷谈玄说理。
因此，玄学在西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西晋的玄学之士按其行迹，约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继承了正始以来的辩难胜屈，着重于清谈之中阐发玄学义理，姑称之为清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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