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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不可能有形尽而神不灭,柴尽而火不灭。
魏晋时期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争论集中在对形神关系与轮回报应这两个问题上。
就形神关系而言,无神论者以火与柴的关系论证了形毁神灭,有神论者则坚持形尽神不灭。
与神灭论相联系,无神论者提出人死则灭,无灵无鬼。
就轮回报应而言,无神论者主要通过大量的实例来说明报应之说虚无缥缈,未见其验,而有神论者坚持三报论,以报应或此身受报,或来生受报,或几生乃至几十生后才受报来说明轮回报应确实存在。
魏晋时期无神论与有神论就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为南北朝时期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形神论与报应论的争辩
南朝时期无神论与以佛教为代表的有神论的斗争,主要集中于六个方面:一是佛经所说荒诞,大而无征;二是人死神灭,没有三世轮回;三是佛教无益国家治安;四是佛教汉代才入中原,古无法教;五是佛教为戎方所出,并非华俗;六是汉魏之时佛教并无多大影响,晋代始盛。
这六个方面,有的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有的涉及夷夏之辩,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是形神关系与报应论的争论。
争论的代表人物是无神论者何承天与佛教徒宗炳、颜延之、刘少府等人。
何承天,曾任刘宋衡阳太守,故也称何衡阳。
他博览经史,精于历法,考定《元嘉历》,使日月食与朔望相符。
当时,僧人刘少府力倡报应论,何承天作《报应问》反驳;随后又与僧人宗炳围绕慧琳所作《白黑论》展开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
此后,宗炳著《明佛论》,宣扬神不灭与报应论,何承天作《达性论》予以驳斥;颜延之作《释达性论》批驳何承天,何承天又作《答颜光禄》反驳。
双方辩诘问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何承天在《报应问》中首先指出:报应之说虽然在枝节上说得明白,但从根本上看则是荒谬而无征信的说教。
因为论证一件事情或一种说法是否可信,必须由近事验证远事,用明显之事验证不明显之事,而因果报应说恰恰难以验证。
他以生物界的鹅与燕子为例,鹅在池塘中游水,吃的是草,并不伤害其他生物,但却被人们宰杀烹食;燕子飞于空中,专吃各种飞虫,人们却让燕子把窝做在屋檐下,还不去惊动打扰它。
可见,杀生者无恶报,为善者无好报,因果报应亦无从谈起。
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僧人慧琳作《白黑论》,认为孔、老、释迦皆为圣人,儒、道、佛三教各有所长,可以并行而不悖。
由于文中对佛教的“来生说”
多有讥评,而慧琳身为僧人,因而被视为异端,遭到佛教徒的围攻。
何承天赞同慧琳对“来生说”
的讥评,与僧人宗炳展开争论,宗炳作《明佛论》,以薪、火不能与形、神并论为由,认为火由薪而生,故薪灭火尽,而神非形所作,故形消神不灭。
何承天针锋相对,作《达性论》辩驳。
《达性论》提出,人生于天地之中,禀天地之气,同其他生物一样,也有生死枯荣,此乃自然法则。
人之生时,犹如燃烧着的薪,薪与火相依共存,不可分离,形体与精神也同样如此。
薪尽火灭,人死后神就消散了,绝无可能已灭之神再与形结合,因此,人死为鬼与来生转世之说皆是无稽之谈。
《达性论》发表后,宗炳作《答何衡阳书》辩难,颜延之作《释达性论》反驳。
于是,何承天又作《答宗居士书》和《答颜光禄》,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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