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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孝文帝改革后，拓跋鲜卑旧日的文化已完全让位于汉族封建文化，鲜卑贵族着汉冠朝服，读儒家典籍，饮宴之上，诗赋并陈，清言乍起，以致来到洛阳的南朝人士惊叹：衣冠人物，全在中原，江东远不及也。
但至东、西魏分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鲜卑化潮流。
在东魏、北齐，高欢恢复鲜卑旧制、旧俗。
循鲜卑旧俗行即位之礼；建立神祠，祭祀胡神；胡服盛行于世，鲜卑语成了朝廷用语，甚至以是否通晓鲜卑语作为仕宦的条件之一。
迁洛的拓跋鲜卑人，原已渐忘其旧言，然此时又纷纷学习鲜卑语。
西魏、北周亦复如此。
宇文泰按鲜卑旧俗定魏文帝即位之礼；朝廷百官又脱去昔日的汉魏衣冠，改穿鲜卑服；朝廷之上提倡说鲜卑语，周武帝身体力行，躬为表率，还亲撰《鲜卑号令》一卷，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及汉人也就说鲜卑语。
宇文泰还恢复鲜卑旧姓，规定府兵将领及所统军人皆须采用鲜卑姓氏，对汉人也赐以鲜卑姓。
就当时形势而言，高欢与宇文泰在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推行的鲜卑化运动，规模丝毫不亚于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北朝少数民族在汉化之后又重新走向了胡化。
然而，此时的胡化就其实质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复旧或回归。
孝文帝的汉化，使昔日的同宗兄弟产生了地位与贵贱的两极分化，迁洛者身居高位，留居边镇者形同厮养。
对汉族门阀政治的全盘吸收又使广大鲜卑平民备受压抑，身份日沦，怨恨倍增，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夹杂的强烈的反汉化情绪正是上述遭遇的反映。
在六镇起义中起家的高欢、宇文泰当然需要利用这种情绪来建立自己的统治。
因此，这时的鲜卑化是形势所然，随之而来的又必然是一场新的汉化。
在西魏，宇文泰于大统七年（541年）九月颁行了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10]从这18个字中可以看出，宇文泰在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奉行的都是汉族封建统治制度，无丝毫鲜卑化的内涵。
他要求奉行德治教化，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礼让等儒家道德规范。
在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
革除落后的鲜卑旧俗和空谈玄理、崇佛论道的腐朽风气。
依据《周礼》制定新的官制。
显然，宇文泰的鲜卑化措施只是为了照顾一部分鲜卑族人的感情，消弭因汉化不当而造成的民族隔阂。
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以保证汉化的顺利进行。
北周之所以能灭齐统一北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是在鲜卑化之后又走上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汉化。
鲜卑族汉化——胡化——再汉化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胡汉文化杂糅的又一种模式。
由此也说明，文化杂糅并不只有一种简单的形式。
尽管汉文化的发展水平要高于胡文化，尽管在先进的汉文化面前，胡文化必然趋势是要走向“汉化”
，但在实际走向“汉化”
的过程中，仍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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