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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述及的慧思禅师，即可为佛教徒中佛、道双修的典型，而道士中兼修佛、道的代表人物当属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
陶弘景早年仕途不顺，中年辞官，于茅山建华阳馆，隐居修道，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当萧衍起兵攻杀萧宝卷，代齐称帝时，他曾派弟子奉表表示拥戴，还援引图谶，以“梁”
字为应运之符，进献萧衍，并为之择定效禅吉日。
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宠遇，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前往咨询，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
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邵陵王萧纶等侯王公卿也都敬重倍常。
值得注意的是，陶弘景常以敬重佛法为业，力倡崇教惟善，法无偏执，对佛、道二教一视同仁。
他在茅山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岩穴之内，悉安佛像，率门徒朝夕忏悔。
他还曾前往鄞县阿育王塔，自誓授五大戒。
甚至连死后的葬礼都体现了佛道双修，以大袈裟蒙手足，明器中有道人、道士，分列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从碰撞到激烈冲突，最后走向调和兼容。
此后，虽仍时有佛道之争，甚至唐武宗时再度出现灭佛事件，但从总体上看，矛盾已趋于平缓，兼收并容成为历代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主要政策，社会对此也趋于认同。
四、道教的向西流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变革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向西流布，与佛教的东传形成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一大景观。
道教向西流布的确切时间，今已很难详考，但从南朝佛道之争时，释玄光所作《辩惑论》中云汉时因原始道教乱俗而被斥敦煌，以及张鲁五斗米道原在边陲，不施华夏的情况来看，似乎汉时即已出现了道教西传的踪迹。
西晋时，道士王浮制作《老子化胡经》。
《魏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老子化胡的具体地点：“于阗西五百年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而南朝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中则称老子化胡是在天竺维卫国。
老子西行化胡之说本为道教徒所虚构，目的不过是攻讦佛教，抬高道教的地位。
但道教徒对西域情况的熟悉程度却隐约表明，道教西传，至少道教徒的西行当是不争之事实。
随着文物考古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向西流布。
据陈国符先生《道教源流考》中的统计，敦煌石室所藏古籍写本中，道教经卷达375件之多，虽然大量的是唐代写本，但也有六朝写本。
张风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还收录了一枚斯坦因在敦煌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天师符木简，虽无书写年号，但从字迹及木简可以推定，至迟不会晚于西晋[23]。
敦煌乃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来往商旅必经于此。
石室藏书和木简的发现，表明两晋之时，道教在敦煌的流行。
而由敦煌西传，则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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