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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发掘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时,于编号为303墓室门洞内,发现一纸道教符箓,纸长27.5厘米、宽10厘米,折成长2.5厘米、宽2厘米的小块缝于绢囊之中。
符纸分为三部分,上方是一位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的朱绘天神,中间为若黄字之符,下是四行咒文,虽难以全识,但仍可辨出一些文字,其中有“天帝神”
“煞百子死鬼”
“后必道不得来近、护令”
“急急如律令也”
,等等[24]。
据同时出土的墓志记载,该墓主人为高昌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埋葬时间为麹氏高昌和平元年(551年),为南北朝后期。
天帝、煞百鬼、急急如律令等均属道教符箓常用语,在道教经典上可以经常看到;墓主人又为高昌人,而非过往行人;这一纸符箓也不是偶然掺入墓地,而是精心叠折,缝入绢囊,作为死者佩符所随葬,那就证明在高昌地区已有道教流播,并拥有众多信徒。
麹氏高昌割据立国160余年,直到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才统一于唐朝,其间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文字,信仰祆教、佛教。
道教在高昌的流播,说明南北朝道教至少已在西域传布。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上面写有:“左青龙、右白虎。
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
□□□要,急急如律令。”
[25]且墓中死者着用青色涂染的纸鞋。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均为道教所尊崇的神灵,葛洪的《抱朴子·杂应篇》中就称太上老君“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
。
这四灵已成为老君的护卫和仪从。
而青色则是道教之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到道场接受符箓时,就“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
[26]。
显然,这一切都说明墓主人是个道教信徒,以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来佑护死者能安宁。
从而也证明在西域地区已有道教流播。
类似的这种情况在《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五九墓随葬衣物疏》中也同样存在,说明南北朝时期道教在西域地区的流传不是个别之事,而具有相当普遍性。
同时,从西域前来中土的僧人中不少人都通晓道教,如鸠摩罗什通阴阳术数,昙无谶通晓术数、禁咒。
西域僧人知晓道教方术,且已有一定造诣,说明道教在西域的流传已有时日,广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乃至连僧人都耳濡目染,对道教颇有所晓,甚至出现通晓道教者。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其向西传布的过程中,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向了西域,以至中亚、印度。
从这一意义上说,道教的向西流布不仅仅是宗教思想的交流,而且是中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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