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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初,日本本州建立了邪马台国,曹魏景初二年(238年),该国卑弥呼女王遣使洛阳朝献,此后,双方使臣多有往来。
两晋之际,日本本州建立了大和国,东晋南朝时期,大和国使臣先后12次来中国访问,中日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百济著名的汉学家阿直歧受命担任大和国皇子的老师,不久归国。
第二年,百济以儒学博士王仁受应神天皇之请赴日,随带10卷《论语》,中国的儒学经典自此开始传入日本。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日本开始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德治的最高标准。
此前,日本尚无文字,使用的是汉语、汉字,从5世纪后期开始,用汉字的音和义书写日语,逐渐发展为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假名。
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从江南前往日本的制鞍匠人司马达等在大和坂田原设立草堂礼佛,达等的女儿司马岛首先出家为尼,称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不久也出家为僧,称德齐。
佛教传入日本至此开始。
梁天正元年(552年),百济国王遣使将佛像和汉译佛经送往日本。
此后,建寺造像之举出现,司马达等的孙子成为制作佛像的第一名臣。
通过赴日汉人和百济王朝的中介作用,佛教在日本逐渐得到流传,各种和佛教有关的雕塑、绘画等工艺文物,陆续由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半岛三国传入日本。
除儒学、佛教的东传之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日本。
近年来,在日本各地发现了很多与中国同样纹饰、质地的铜镜。
其中有从中国直接运去的,也有东渡日本的江南工匠制造的,还有日本仿制的。
东晋时期,还有不少制作陶瓷、缝衣的工匠从江南前往日本。
在日本关中地区的古坟和伊崎市八本古坟中出土的陶器,以及在这些古墓周围的陶俑的服饰,都明显地具有我国南朝时期的风格。
在日本墓葬中普遍发现的作为随葬品的青瓷,无论是胎釉、质地、造型都受到六朝瓷器的影响。
刘宋泰始年间,日本雄略天皇遣使来到建康,随带一批织工返回日本。
由此可见,随着各种工匠东渡日本,中国的制陶以及纺织、铜镜铸造、瓷器烧制等先进技术都已传到了日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唐代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
南海诸国包括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沿岸一带)、诃罗单(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金鄰(今泰国西南部)、顿逊(今泰国西南部)、干陀利(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婆利(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东晋南朝建都建康,海路交通畅通,与南海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更为密切。
使节频频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南海诸国的使臣频频来访。
林邑国从孙吴时派使臣前来赠吴主金指环,此后于两晋南朝时先后24次派遣使臣来到西晋京城洛阳和东晋南朝京城建康访问,馈赠金银器、香、布等,两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了很多珍贵礼品。
扶南国从孙权赤乌六年(243年)到南陈后主祯明二年(588年)的340多年间,曾先后22次派遣使臣前来访问,互赠礼物。
梁武帝时,狼牙修国王3次派使臣来建康访问;南朝刘宋时,媻皇国7次派使臣前来建康;南朝梁、陈时,丹丹国6次派使臣前来建康;槃槃国也曾9次派使臣来建康访问;干陀利国曾5次派来使臣;婆利国3次派来使臣;诃罗单5次派来使臣。
孙权时,也曾派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先后到达扶南、林邑等国。
回国后,分别写成《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介绍了所到之国的风土人情、文化等。
除政府间的使臣通好外,民间的往来也十分密切。
尤其是在东晋之后,随着佛教的盛行,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联系,成了西域僧人东来和中土僧人西行的重要通道。
三国时著名的僧人康僧会就是经海路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再到建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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