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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高僧法显也是从海路回到中国的。
东晋僧人于法兰、于道邃则从海道西行，因途中遇疾而终于象林（今越南顺化）。
南朝时，崇佛之风遍及江东，经南海往来的中外僧人明显增多，仅《高僧传》《续高僧传》记载的有名僧人就不下十数人。
如智严从印度求法回国后来到建康译经，后又经海路重到天竺求戒。
昙无竭到天竺后，经海路回到广州。
天竺僧人求那跋摩应宋文帝之请，从阇婆乘舟来到广州。
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也于刘宋时泛海东来，后译出《楞伽经》《十二头陀经》等佛经。
扶南国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等人也先后渡海来到中国。
中外僧人东来西行途经南海，使得佛教成为中国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早在东汉末年，著名学者牟融就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以显扬佛教。
此后，西域高僧支疆梁接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由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
南朝末年，乌苌国高僧毗尼多流支又从中国到越南，弘传佛教。
越南自古以来通行汉文佛教经典，正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
法显归国途中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多月，其时，该国盛行婆罗门教。
随后，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到该国弘法，国王母亲等先后归佛，自此佛教大行。
元嘉年间，宋文帝遣使前往迎请求那跋摩，僧人法长、道冲、道俊等一并前往。
跋摩到建康后，先后译出了《优婆塞五戒威仪经》《菩萨善戒经》等佛经。
元嘉十二年（435年），阇婆国王遣使带国书和礼物来中国，特意通报了该国已归信佛法，佛教颇为兴盛的情况。
此外，诃罗单国的来访使臣所携国书中也洋溢着佛教的语意。
这些都不难看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很早就有着佛教文化的交流。
除佛教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生活习俗也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了南海诸国。
如林邑国士人大多学习汉文，读儒家经典，行祭孔之礼。
中国的上巳节、盂兰盆会等节日，以及龙舟赛等节日风俗也都为当地百姓所接受继承。
不难看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影响。
五、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除佛教东传与道教西渐之外，还反映在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书法等各个领域。
（一）汉族文学、书法在西域的传播
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府文书，以及民间买卖田园宅室、牲畜器物等的契约，陪葬衣物疏、借贷契约，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说明当时汉文已在西域广为使用。
随着汉文的传播，传统的汉族文化典籍也在西域流行，如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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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秀才对策文》，其中涉及《春秋》《诗经》《老子》等许多文化典籍。
如有《春秋》智伯围晋之事：“《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
有《诗经》中的《关雎》篇：“夫关雎之乌，鸷而有别。
故喻□□，□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得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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