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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圣人与常人并无差别。
葛洪列举了孔子、周公等人世所不知的大量史实，以破除人们对圣人的迷信和崇拜。
同时，他又指责庄子齐生死之说是诡道强达，指责老子五千文不过泛论而已。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被道教尊为教主，庄子是道家大师，被道教尊为真人。
葛洪的这种态度表明作为宗教的道教，与先秦的道家学说虽有一定的思想继承，但二者毕竟有所区别，不是一回事。
也说明葛洪在创建神仙道教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兼采儒、墨、名、法，对先秦道家也同样如此，有可以利用之处则取之，不能利用之处则弃之，一切从神仙道教的立场和需求出发，以构建其道教理论。
葛洪的道教理论是十分庞杂的，他在原始道教分化的基础上，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并兼取儒、墨、名、法各家学说，建立起了自己的神仙道教理论。
他的道教理论，融入了儒家的纲常名教，宣扬道教徒应以忠、孝、仁、信等儒家纲常为本，以修德行，否则，即便勤于修炼，也难以成仙。
他攻击黄巾起义是招集奸党，逆君作乱，是奸道、盗贼，应为礼律所禁。
他身在山林，却并未忘情于世俗之事，既要长生成仙，又要佐时治国，为此甚至攻击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迂阔无用，不切实际。
可见，葛洪的道教理论与哲学思想，完全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使道教完全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葛洪成为道教开创时期官方道教理论的奠基人。
六、南北朝道教哲学的发展与丰富
继葛洪之后，南北朝时，道教哲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北朝的道教哲学是在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
少好仙道，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曾入嵩山修道。
后托言太上老君授其《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命其“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
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
[7]。
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寇谦之的道教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以礼度为首的儒道双修观。
寇谦之曾对北魏大臣崔浩说：我当兼修儒教，辅助皇帝。
希望崔浩能为他撰列王者政典，并论述要旨。
崔浩不仅著书20余篇，从上古到秦、汉，而且通宵达旦，为寇谦之讲说古今兴亡之迹。
正是由于寇谦之重视以儒家佐国治民的思想来改造民间道教，以礼度劝化百姓，因而改革后的天师道立即获得了北魏统治者的青睐。
太武帝拓跋焘欣然接受，遣使者奉玉帛牺牢，祭嵩岳，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
还在京师平城建天师道场，集道士120人，每日祈祷6次。
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
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
又在平城建造静轮宫，以寇谦之为国师，凡军国大事，必先征询意见而后决定。
此后，北魏的每个皇帝即位时，都亲到道场，接受道士的受符箓仪式。
道教与封建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其二，炼食丹药与斋醮礼拜相结合的修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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