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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的，但却无法揭示出晋政权维护门阀士族特权之阶级实质，这就不是简单的“政本不立”
的问题了。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士族之法律特权有增无已。
元帝太兴元年（318年）十一月，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曰：“……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
[64]就连大士族本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政权纵容豪强、施法寒劣的既成事实。
庾翼在给兄冰的信中说：“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则施之寒劣。
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强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
山遐作余姚令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
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
虽皆前宰（指王导）之惽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
[65]前举庐陵太守羊聃无端杀害郡民简良等二百余人，仅免官而已；而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
[66]。
对比何等鲜明。
南朝梁武帝施行宽政，处处优容皇族子弟和士族大地主。
《隋书·刑法志》称：“（梁）武帝敦睦九族，优假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
一次，梁武帝出建康城，一老者拦路指摘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
[67]但他置之不理。
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统治者在法律上避贵施贱的共同态度。
北魏及南陈，又有所谓“官当”
制度，这是门阀士族另一重要的法律特权。
“官当”
是指在任官吏可用官爵抵罪的制度，官阶、爵位越高，所抵之罪愈多。
北魏《法例律》规定：“五等列爵及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
[68]能得到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和从五品以上官职者，无疑多是鲜卑王公贵族和汉族高门，庶族寒门除少数暴发户外，一般是难以得到高位的。
北魏孝文帝改定职官，规定士人之官有九，每品有正有从，共十八阶。
若按一官阶抵刑两年计算，一个犯了罪的五品官便可用官阶抵刑9年至10年，一品官阶可以抵刑17年至18年；而且，他们一旦免官，三年以后又可出仕，只不过比原来官阶降一等而已，其法律特权是庶族寒人所望尘莫及的。
南陈的法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
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
……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
“寒庶人准决鞭杖。”
[69]南陈的“官当”
法规定一官“准当二年刑”
，虽不如北魏对高门士族那样优容，但毕竟是一种法律特权，庶族寒人就只有受“决鞭杖”
之苦了。
在经济上，士族地主享有荫客、复除等特权。
西晋颁布占田、荫客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
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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