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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动摇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传统儒学具有独尊的社会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鉴于民族危机的深化和愤于清王朝的腐化衰败，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的出路，对儒学采取了怀疑、批评的态度。
他们主张用民主取代专制，用平等取代纲常名教，对儒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动摇了儒学在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1905年，清政府迫于新潮流的冲击，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对儒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居于主导地位，其统治地位的动摇不能不引起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质的变化。
二、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旧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近代性质的新政治、新经济及新的阶级关系逐步形成。
这些变化为晚清文化领域的新陈代谢提供了重要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产地，把大量剩余商品运往中国，使中国许多传统手工业因洋货的流行而萧条、破产。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结果扩大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减少了农业中的自给成分。
从中国掠夺的产品经过买办、外商之手，最终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业国的重要原料。
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反转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国内农产品的生产，使这些生产部门不得不产生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
中国传统农业再也难以保持从前的独立地位了。
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最显著变化还是近代工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首先在开放口岸出现了外国资本家开办的企业，如柯拜船坞（英）、厦门船厂（英）、浦东铁厂（英）、望益纸馆（葡）等。
它们虽然规模都不大，属于加工修理性质，但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外资企业。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举办了一批近代军用、民用企业。
随之，一批地主、商人、买办、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
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在晚清最后十年间，无论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企业，还是外国资本的企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新成分。
晚清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这种变动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社会旧有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了新的流动趋向；另一方面表现为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固有的两大基本阶级。
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大变局对这两个阶级的存在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地主阶级受到清王朝的扶持，其经济、政治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土地集中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地主阶级力量加强的重要表现。
然而，由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成长，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导致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有所成长。
农民阶级是晚清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阶级，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土地集中日益严重，农民处于不断贫困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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