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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贫苦农民的艰难处境作过这样的描述:“至于佃户之苦,不必问其力作艰难,但观其居必草茅,不庇风雨;食必粗粝,时杂糠秕;种种苦况,吞声独受。”
[5]破产的农民有的沦为无业游民,有的则流入城市,转化为近代工人阶级。
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晚清时期出现的新兴阶级。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
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6]
由于东西方社会情况不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外来资本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带有自己的特点。
这一特点从阶级构成上说,就是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买办阶层形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这个社会集团是依靠外国资本的扩张成长起来的,附属于帝国主义势力。
由于晚清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买办阶级不但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而且向政治领域渗透,成为沟通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之间联系的桥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僚在“自强”
、“求富”
的旗号下,举办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
不过,晚清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处于形成初期,还不能与民国年间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提并论。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旧中国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的资产阶级。
它的主体部分,即工业资本集团,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
从1869年上海发昌机器厂成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是民族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出现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100余家,雇工近3万人,资本总额700多万元。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从1895年至1913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共549家,资本总额达到12028.8万元。
[7]比前一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然而,民族资本企业一般规模小,资本少,实力薄弱,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
在晚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
他们一方面通过发动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表现出一定的反封建的意志和勇气,另一方面又在斗争中反映出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近代无产阶级也是在晚清时期形成的一个新兴阶级。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就在中国开办了一些规模不大的维修加工企业,廉价雇佣中国工人,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人。
19世纪60年代后,在清政府的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近代工人。
到1913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的工人已达到50万至60万人之间。
[8]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如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组织性纪律性强,无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优点。
这就是:(1)与广大农民阶级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其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破产的农民。
(2)分布集中,在地区分布上多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和几个交通中心城市;在产业分布上多集中在纺织、矿山、铁路、造船、航运等行业。
(3)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9]晚清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在阶段”
,尚未独立开展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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