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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表现出晚清爱国志士不甘于国家落后，要转弱为强的豪情壮志。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一方面正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承认中国有“四不如夷”
，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人的智慧并不比外国人差，经过努力超赶可以“驾而上之”
。
他说：“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
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党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26]他还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
，即落后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人为努力不够造成的。
他说：“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
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
如耻之，莫如自强。
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
……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27]冯桂芬特别强调了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要想赶超西方国家，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起魏源的主张更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魏源、冯桂芬等人的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同样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继承发扬。
康有为等人坚信，中国只要认真地向西方学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实行改革，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很快强盛起来，成为世界强国。
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祠为学堂折》中指出：“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
[28]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大变法”
，在三年内就能实现西方国家三百年、日本三十年变法所达到的目标。
中国变法而强的速度超过西方和日本。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又提出“三年规模已成，十年治化大定”
的思想。
他说：“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窃为皇上计之，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
[29]在这里，康有为又把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时间说成十年。
诚然，无论三年也罢，还是十年也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达到的，也反映出维新派思想主张具有不成熟的一面。
然而，问题在于康有为等把学习、赶超西方与改革、变法联系起来，向世人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发展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列强侵逼的条件下，并不是注定只有亡国灭种一条道路，只要认真学习他国的长处，树立赶超世界先进的雄心壮志，努力改革，就一定会后来居上。
诚如康有为所说：“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
[30]
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发愤为雄，赶超世界先进的精神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上得到新的升华。
如果说康有为的赶超思想建立在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那么孙中山的赶超思想则充满了革命进化论的精神。
其主张反对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主张通过革命式的跃进，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完别国数十年、上百年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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