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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论证共和制在中国势在必行时,批评了康有为等人的“循序渐进”
说,指出:“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
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
殊不知此说大谬。
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
[31]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虽然起步迟,但可以吸收世界先进国家最好的建设经验、最新的文明成就,走自己发展的捷径。
他说: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事事取法于人”
,而且还要“取法乎上”
,“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
。
[32]又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33]这种精神贯穿孙中山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中。
在他主张的民权主义中,“五权宪法”
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思想最初受西方社会“三权分立”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约)政治制度的启发,但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作了新的改进。
他在深入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选举、任官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之后,便分别把监督权、考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与原来的三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成为“五权分立”
的局面,从而建立起了独特的“五权宪法”
的理论。
孙氏的“五权宪法”
理论虽源于西方人提出的思想,但又与之有很大不同,体现了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墨守成规,勇于后来居上,大胆赶超世界先进的进取精神。
晚清时期,国人积极开展学习西方的活动,不断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输入祖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构成,尤其对更新传统文化,建设近代新文化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晚清时期的学习西方运动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一是带有囫囵吞枣,疏于比较鉴别的缺点。
引进的西方文化固然有不少精华,但也有大量糟粕被搬了进来,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二是进化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晚清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积极成果,也给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带来重大变化,但并未最终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和问题,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阵中打了败仗。
这种失败再次教育了中国人民,促使他们作新的探索,终于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找到了新的救国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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