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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1902年颁发的《钦定中学堂章程》对所开课程作了这样的规定：“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算学第三，辞章第四，中外史学第五，中外舆地第六，外国文第七，图画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体操第十二。”
[5]尽管此期的清朝官方教育以“中体西用”
为宗旨，但近代学科知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官方学堂亦是传播西学的重要途径。
创办新式学堂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兴资产阶级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
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此都很重视，并付出了实际努力。
这些机构在介绍西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维新派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采取中西学并重的方针，分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几科，不仅教授自然科学，而且还宣传了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培养出蔡锷、林圭等人才。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也办了许多学校，以培养“革命之健儿”
、“建国之豪杰”
。
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大通师范学堂等便是其中的著名者。
这类学堂办学宗旨比较开明，没有官方学堂的种种限制，“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独立为主”
，在教学内容上，西学重于中学；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场所。
上海广学会
除了报刊、学堂之外，晚清西学东渐的途径还有翻译出版机构。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就提出“访夷情”
、“译西书”
的主张。
林则徐为了翻译西方书刊，聘请梁进德、袁德辉等为译员，从事翻译工作；把部分内容辑成《华事夷言》，开晚清译书之先河。
然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近代翻译出版机构则是外国传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创办的墨海书馆（1843）、华花圣经书房（1845），翻译出版了一批晚清较早的西学书籍。
60年代以后，由外国人掌握的出版机构有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和广学会等。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学会。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后改名广学会。
其成员主要是寓沪的外国人，有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
英人赫德是它第一位会长。
广学会是在宗教旗号下从事文化活动的社团，以编译西书为主要工作。
据统计，1887—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到1911年，共出版461种。
[6]其中非宗教性书籍占一多半以上，涉及哲学、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
同时还发行多种刊物，主要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大同报》《中西教会报》《女铎》等。
书报发行点遍布全国，1898年有28处，到次年增至35处。
广学会是清末编译西书、介绍西学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西书，并成立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
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创设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京师同文馆也兼有译书的职能。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聘用徐寿、李善兰、华蘅芳、赵元益等中国学者及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为译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西方科技类图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各种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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