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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到1880年为止，该馆译成西书共143部，已经出版者达98部。
京师同文馆也设有印书处，馆内师生不断译印科技书籍，到1888年强学书局成立前，编译西书20余种[7]，为西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蘅芳像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译书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比较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上海）、译书公会（1897，上海）、译书汇编社（1900，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广智书局（1901，上海）、江楚编译局（1901，南京）、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上海）、文明书局（1902，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6）、中国医学会（1909，上海）等。
此期的翻译出版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情况复杂，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设在国内的，还有设在国外的。
出版的书籍除了有科技类外，还有大量人文科学类，而且后者比重越来越大，构成此期西学引进的主要内容。
流行于欧美国家的进化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门类，大都得到系统的介绍。
值得提出的是，此期的国内学者把求学目光转向日本，以致在中国出现了日文西书翻译热。
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取得成功的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另外，中日文字相近，译日文较译西文更易，是学西方的捷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日文书籍大量增加。
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1911年的十余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计958种[8]。
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实际数字要在1000种以上。
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丰富了引进外来文化的内容。
人员往来也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
晚清以前，中外人员往来主要表现为外人来华的单向流动，中国人很少出国。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人员往来不仅人数增多，次数频繁，而且出现了多向发展的情况，既有大量外国人来华，又有不少中国人出国。
许多出国的中国人或者考察异域风情，或者学习别国新知，并通过日记、游记、文章、著作等形式，把外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到国内，为国人了解域外大势开辟了新的途径。
晚清时期，由于中国闭关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了自明末清初以来外国人来华的一个新的**。
仅以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而言，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只有数百人，而在晚清，到19世纪末，来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800人[9]，基督教传教士则达1500人[10]。
如果算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外来人员，那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汇辑了1840—1949年间来华外国人名录2000余人，这些仅是来华外国人中部分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
他们包括参赞以上的外交官，重要口岸的领事官，海关、盐务及邮政主管职员，租借地行政长官，政府顾问，著名传教士，军官，汉学家，新闻记者，商人，科学家及其他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外国人。
其中不少人都参与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工作，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介绍西学，或者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工具。
晚清时期，中国人出洋日益增多，改变了从前的封闭状况。
出洋华人数量之多，成分之广泛，都创下以往历史的最高纪录。
出洋华人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员：
1．出洋劳工
出洋劳工是指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到海外谋生的劳动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西方殖民者当作“猪仔”
拐卖到海外的，与奴隶无异。
据估计，1801—1850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总数约32万人。
自1850年以后的25年间，出口华工猛增到228万人。
这些华工有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有贩往东南亚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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