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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海外受尽非人的折磨，境遇十分悲惨。
2．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
为了应付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局，清政府不得不改变闭关时代的一些做法，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派官员出国，或者充当驻外官员，或者游历考察，不断向国内传送世界各地的信息。
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告假返回英国，建议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随同赴泰西游历。
清政府遂派前知县斌椿与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等随赫德前往，先后考察了英、法、瑞典、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
这是清政府在晚清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官方考察人员。
斌椿此行写下《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诗稿）、《天外归帆草》（诗稿）等作品，记载了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及观感。
张德彝也写了《航海述奇》。
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领队是受清政府聘用的美国人蒲安臣，成员有总理衙门官员志刚、孙家谷等。
志刚写下《初使泰西记》，记述了这次出访经过。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开始派出驻外使节。
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又兼使法国。
1877年清政府任命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领事，是为中国设置驻外领事之始。
至清末，清政府先后向16个国家派出公使，向4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领事[11]。
为了了解域外大势，清政府在1877年12月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呈送日记，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
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
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
[12]根据这条谕旨的要求，许多驻外使领官员及出国随员都写出了风格不同的出国日记、游记及其他著作，如郭嵩焘（驻英法使臣）的《使西纪程》、曾纪泽（驻英、法、兼使俄使臣）的《出使英法日记》、何如璋（驻日使臣）的《使东述略》、李凤苞（驻德使臣）的《使德日记》、陈兰彬（驻美使臣）的《使美纪略》、薛福成（驻英、法、意、比使臣）的《出使四国日记》、蔡钧（驻日使臣）的《出使琐记》、刘锡鸿（驻英副使）的《英轺日记》、钱恂（驻荷兰使臣）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崔国因（驻美、日、秘使臣）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黄遵宪（驻日使馆参赞）的《日本国志》、姚文栋（驻英使馆随员）的《云南勘界筹边记》等。
从斌椿、志刚以后，清政府陆续派出官员出国考察。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出傅云龙等12人分赴东西洋游历。
傅云龙等被派往日本、美国、秘鲁、巴西等国，历时两年。
在此期间，傅氏编纂了游历各国图经86卷，对各国情况作了系统介绍。
再如，1905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各界立宪的要求，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考察，得西书数百种，并辑成《列国政要》132卷、《欧美政治要义》18卷，呈请清政府作为实行君主立宪的依据。
派如此众多的官员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前不曾有过的，也是晚清中外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一个证明。
3．出国留学生
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晚清教育发生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外人员交往的重要体现。
19世纪末以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数量不多，自费者更是寥若晨星。
20世纪初，由于科举制度的衰败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出国留学者既有去欧美的，也有去日本的，而赴日留学一度成为留学浪潮中的主流。
留学生们除了学习各国的科技知识、人文学科，还创办报刊，翻译书籍，向国内人民介绍域外新知，成为近代中国输入外来文化的一支活跃的力量。
此外，还有大量因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离开祖国，移居或避居海外的人员。
据张振勋估计，到光绪后期，“濒海各省之民，散出外洋各埠者……统计不下五百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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