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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这些出洋者当中，对西学东渐做出积极贡献的是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出洋留学生及各种出洋的知识分子等。
总之，晚清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对西学及西方文化的追求，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这就使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有了新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新态势。
没有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也就不会出现近代报刊、学堂、译书机构。
没有开放的局面，大规模的中外人员交往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是晚清时期西学传播出现新变化的根本原因。
（二）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
西学传播在晚清出现新态势的另一个标志，是传播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致来讲，以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为界，在此以前，西学传播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西学东渐尚未突破明末清初的旧格局；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以积极的姿态向国人介绍域外新知，做思想启蒙的工作，从而使西学东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中，外国传教士一直在译书中起着主导地位。
中国译者均为治经史出身的旧式士人，而新一代的翻译人才正在酝酿形成的过程中，尚未独立担当此任。
此期的西学翻译方式仍与明末清初一样，采取西人译，中国学者述，由中西译者合作完成。
其做法为：由西方译者口译，中国译者笔述、润色。
傅兰雅在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状况时对此作过详细说明：“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
译后，华人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
[14]这种译书方式是中西文化早期接触的历史产物。
从傅兰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学输入，对译本的选择、内容的理解、西文中译等译书环节，都取决于外籍译者。
所以此期出版的西书，多联署中西译者之名，西士在前，华士在后。
如《代微积拾级》（英人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谈天》（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数学理》（英人傅兰雅译，赵元益述）、《化学鉴原》（傅兰雅译，徐寿述）、《声学》（傅兰雅译，徐建寅述）、《地学浅释》（美人玛高温译，华蘅芳述）、《绘地法原》（美人金楷理译，王德钧述）等。
梁启超作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西学书目表》[15]所录书目绝大部分是出版于中日甲午战前的，亦能说明当时西学传播的状况。
该书目表中除去所录的几种报刊外，均为刊行的西书。
其作者情况如下：中西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译著者139部，中国学者译著者38部。
可见，绝大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转述和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作用。
然而，这种状况仅是暂时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在庚子事变之后，中国译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中日甲午战争至清朝灭亡的十余年间，中国译界格外活跃，经过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学的主体。
正如梁启超所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
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
壬寅、癸卯间（按：1902年、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
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16]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可以从此期出版的西书译著者的情况反映出来。
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17]中，中国学者译著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者35部。
中国学者参与完成的译著远远超过同期外国人的译著。
这一情况与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所反映的状况相比，来了一个大颠倒。
由此可见，此期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充当了输入西学的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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