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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至清王朝垮台是晚清文字改革的兴起、发展和**阶段。
1892年(光绪十八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
这是晚清时期第一种切音字方案和第一本切音字著作,标志着语言文字改革的正式展开。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变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要求。
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语言文字改革迅速走向**,很快形成了全面性改革的新局面。
此期的汉语改革不仅表现为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还表现在许多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上;不仅有民间的积极活动,而且也得到官方的响应。
改革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包括推行“切音字”
,用新法识记汉字,简化汉字,完善汉语语法和标点,采用新词汇,推行“官话”
,统一语言等方面。
这些改革较为深刻地触动了传统汉语的旧结构,以新的原则和内容为古老的汉语注入活力,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字向近代化的方向转变。
晚清时期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改革与社会变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语言文字的改革不是孤立存在,单独开展,而是和“文界革命”
、教育革命、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同步展开,形成相辅相成之势,成为晚清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变革为语言文字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语言文字的改革反过来深化了社会变革的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改革语言文字的要求日益强烈,改革的宗旨和思路也愈显明确。
许多有识之士把文字改革与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考虑,反思传统汉语利弊,痛陈汉语改革的重要性,为汉语改革的推行大造舆论。
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宋恕、谭嗣同、沈学、马建忠、王炳耀、黄遵宪等人,都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语言文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鼓吹者。
主张语言文字改革的有识之士从爱国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文字改革问题,认为文字改革与国家富强息息相关。
沈学指出:“既文事凌夷,外患蠭动,当此痛巨创深之际,莫不欲自强为计。
……窃谓自强陈迹有三:一、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
二、美洲之强……亦切音字为之;切音字易达彼此衷曲,上下无隔膜。
三、俄国日本之强……其势由上借本国切音字,翻译太西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
三者莫不以切音字为富强之源。”
[11]他用欧美各国、日本为例,强调了文字改革对于国家富强至关重要,言辞不免夸大,但其良苦用心则赤诚可见。
基于这种认识,沈学把文字改革视为当时中国所有改革事业“最先”
要“变”
者。
他说:“今日之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
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
文字之难易,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
[12]梁启超亦大声疾呼:“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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