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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否定古文经，康有为对古文经的来源问题作了考察，认为秦代焚书并未把所有的儒家经典烧尽，所坑之儒不全是儒生，而主要是方士。
他指出：“坑焚至汉兴为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夥。
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尤不少，况萧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图书哉！
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
‘斯知六艺之归’，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
何待共王坏壁忽得异书邪！
事理易明，殆不待辨。”
[49]也就是说，汉初流行的六经即今文经，正是从先秦传下来的。
关于河间献王、鲁共王发现古籍之事，他从《史记》《汉书》中的不同记载进行论证，认为这些事只见于《汉书》，而在《史记》并无记载。
因《史记》早于《汉书》，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司马迁不仅是当时人，而且本人倾向于儒家，如果真有其事，不会疏略不书。
可见《汉书》中关于两王发现古书之事纯系子虚乌有。
实际上推翻了历来流行的关于古文经来源的成说。
那么古文经的真实来源是什么呢？康有为断言：出自于刘歆的伪造，指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
[50]他因此把古文经称为“伪经”
。
因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
，所以康有为又把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称作“新学”
，并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指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51]今文经学的复兴是伴随着古今学的斗争进行的。
在康有为之前，刘逢禄、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就已经对古文经学展开批评，但他们的批评只限于个别经籍，而康有为则是对古文经学进行全面抨击，把东汉刘歆所争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易经》《尚书》等全都说成是“伪经”
而加以否定，从而把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的批评推到新的**。
由于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儒学都是以古文经为依据，康有为对古文经的全盘否定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其影响和作用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演变成意识形态中新旧势力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
康有为著的经学著作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侧重于批评古文经学，起着“破”
的作用，那么《孔子改制考》则用《公羊春秋》的“三世说”
从正面阐述了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理论根据，其作用在于“立”
。
康有为在书中以今文经学的观点，结合西方进化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变革进化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继承今文经学家关于评价孔子的观点，从政治需要出发推崇、改塑孔子，不仅尊孔子为“素王”
，而且把孔子改扮成一个改革家，说成是“万世教主”
。
他说：“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
[52]其次，他认为“托古改制”
是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春秋》是孔子最重要的著作，孔子“托古改制”
的“微言大义”
尽寓于《春秋》之中。
他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
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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