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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又说：“太史公，董生嫡传。
《春秋》之学，皆有口说相传，故深知孔子托古改制之义。”
[54]这些话充分表达出他的这种观点。
其三，他断定《公羊春秋传》中所谓“通三统”
“张三世”
之说就是孔子寓于《春秋》之中的“微言大义”
。
在具体阐述时，他把“三统”
说与“三世”
说相糅合，并参以历史进化论，指出：“据乱世”
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
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
即民主共和时代。
人类社会必然会沿着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的顺序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既不会停滞不前，也不能超越阶段。
他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
[55]在谈到社会进化的时候，他大胆地把一系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如民权、议院、选举、民主等引入书中，附会到孔子身上，声称是孔子所创造，以儒学与西学互相融合。
实际上，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阐发的是他本人的政治思想主张，他笔下的孔子是被现实化的一个精神偶像。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
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需要的措施，挂上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
它是汲取了中国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而又渗透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学说内容的著作。”
[56]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学术角度看，未免有武断不实、牵强附会之处，但这两部书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如梁启超所说，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
，所以出版后即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一波波古今文之争。
今文经学本来是传统儒学中的一个派别，为什么会被康有为等人用来作为维新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呢？原因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缺乏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那种长期的精神准备和物质积累，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都先天不足，而康有为深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不能不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自己的力量所在，采取一种“复古”
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主张。
尤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的影响在社会上根深蒂固，如果不打孔子的旗号进行维新变法，将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
康有为对此很清楚，指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57]此外，就学术特点而言，今文经学本身具备了比古文经学更多的可供康有为利用的内在因素。
古文经学专注古代文献资料的整理，学风较为拘谨，今文经学长于思辨，强调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
，学风比较灵活。
正因为如此，今文经学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大的思维空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思想观点。
由此看来，康有为选择今文经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自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今文经学毕竟是传统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封建性、落后性的内容，这就给维新思想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今文经学的局限性暴露得日益明显。
康有为却不识时务地固守今文经学阵地，坚持尊孔立场，成为反对革命潮流的保皇党党魁，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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