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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经过康有为等人的鼓**，今文经学盛行一时。
从其就学者有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麦孟华、林奎、龙泽厚、叶觉迈等，皆为《公羊学》信奉者，形成一个以讲今文、倡改良为宗旨的新学派。
如在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讲席时，即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纲要为蓝本，制定学堂章程，“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
，[58]兼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向学生灌输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出蔡锷、林圭、秦力山等学生多名。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门弟子在孔子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为孔教派，认为孔学与佛教、基督教一样，同样是宗教，尊孔子为教主。
此派代表人物为陈焕章。
陈焕章宣扬孔教最力，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北京创办孔教大学，祭天祀孔，丑态百出。
另一派为孔学派，以梁启超为代表，把孔子视为学者，孔学是学术而非宗教。
三、今古文经之争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作为传统儒学中的两种意趣、风格截然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这种矛盾和斗争古已有之。
两汉时期，今古文经之间的斗争尖锐、激烈，延绵不绝。
晚清时期，今文经学再度崛起，同样上演了今古文经之争的历史场面。
不过，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等原因，晚清时期的今古文经之争带有新的历史特点，与两汉时期的今古文经之争不能同日而语。
康、朱之争主要是学术性质的讨论。
讨论围绕着今古文经的是非问题而展开，同时也涉及治学态度及“中外之变”
等现实政治问题。
在今古文经的是非问题上，康有为持“尊今抑古”
的立场，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之学的正宗经典，而古文经学则是刘歆的作伪。
他说：
孔子作六经，为后世之统宗。
今学博士，自战国立，至后汉，正法凡五百年而亡，刘歆作伪，行于魏晋，盛于六朝、隋、唐、宋初，凡五百年而息。
[61]
他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对孔学发展的历史作了概括，典型地反映出他“尊今抑古”
的经学史观。
他还通过对比的手法进一步扬今文，抑古文，指出：
孔子大义之学，全在今文。
每经数十条，学者聪俊勤敏者，半年可通之矣。
……若一格以古学，则穷读两部《皇朝经解》，已非数年不能，而于孔子之大义尚无所知……况真伪不容不分，而伪经之乱道，贻祸如是耶！
[62]
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他在《新学伪经考》中的内容。
朱一新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不同意康氏全盘否定古文经学的看法。
他指出：“窃以为伪《周官》《左传》可也，伪《毛诗》不可也；伪《左传》之羼乱者可也，伪其书不可也。”
[63]他认为，古文经有真有伪，不能全部废除，它的学术地位绝不是今文经所能取代的。
他说：“充足下之意，欲废《毛诗》，然《毛诗》废矣，《鲁》《韩》之简篇残佚，可使学者诵习乎？欲废《左传》，然《左传》废矣，《公》《谷》之事实不详，可使学者悬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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