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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在《法兰西近世史》译本序言中就曾谈到中国四千余年历史“有君谱而无历史”
的问题。
1902年10月，《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的文章《私史》中也指出，中国旧史“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
，“甚矣中国之无公史。”
[32]有的还发出了“中国无史”
的感叹，如黄炎培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
，“恫哉，我国无史！”
[33]
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把对封建史学弊端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
邓实认为，秦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
，“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
，致使私家动触禁网，而官修史书则“唯贡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
[34]，严重阻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
赵必振指出，封建时代君权的极度膨胀，使旧史家的眼光往往局限于君主的活动，以至秉笔记事，多以叙述朝代兴衰、旌忠表烈为务，“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
[35]这些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史学的基础。
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家们更着眼于“民史”
的建构。
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必须探索人类整体的进步过程，“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36]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为民而作”
，促进国家思想兴起，加速“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
发育的“民史”
思想。
同时与批判封建正统观相对，梁启超又提出了“民统”
的观点，指出：“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
“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
他又说：“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
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国”
，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他所说的“民”
，乃是资产阶级的“国民”
。
强调“民史”
，否定“君史”
，强调“国统”
“民统”
，否定封建“君统”
，这是他倡导“史界革命”
的核心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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