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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袒牛党，故进一步爱屋及乌，誉濒于崩溃之宣宗为“小太宗”
（本自《金华子》），称其“明察沈断”
；（《通鉴》二四九）即号称《通鉴》忠臣之胡三省，亦觉忍无可忍，于其下注云：“卫嗣君之聪察，不足以延卫，唐宣宗之聪察，不足以延唐。”
又于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复佛寺下注云：“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
反唇相稽，语婉而讽。
昔太宗评隋文，讥其“性至察而心不明”
，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谓宣以察为明而唐衰，（《新书》八）识见远出司马之上。
德裕攘外安内，政绩彰彰，史家衡量人物，应采其大长，宽其小短。
《通鉴》在宪、穆、敬、文、武、宣各纪，夹杂着许多私见，对德裕不特毫无表彰43，而且偏采反对派之意见，吹毛求疵，为非分之苛责；牛党诸人毫无建树，朋比济贪，却多方替之掩饰，是直丧失史家之公正立场，无当于“鉴戒”
之本义。
余尝抉其隐，以为德裕敢作敢为，深得武宗信用，略类安石，司马光痛恶安石，因而恶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于险谲之逢吉。
简言之，怀挟着满胸私见，其为信史也几希矣。
至于德裕被贬，显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于党人无君之谮，孙甫、张采田之解释，最得其实44。
此后兴吴湘之狱，更是小人无聊之构陷，湘自有应得之罪45，检阅《旧·纪》一八下，便自明白。
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归葬，咸通二年再敕复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46，宣、懿两朝亦稍觉自坯长城之失计矣47。
《旧书·德裕传》末云：“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
……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
所赞许并无溢美，然除恶唯恐不尽，如必责德裕“以德报怨”
，则是熏莸杂处，非深于治道者所当出此论也。
（三）吉甫何以受谤
元和前半叶僧孺、宗闵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已于四十一页注1辨明。
唯是，元和三年贤良对策案之真相，迄今犹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对于牛党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于此处亟作补充，免时人再生误会。
考吉甫相宪宗凡两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书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
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于位。
当三年初策试贤良时，僧孺、皇甫湜及宗闵皆条对甚直，有人泣诉上前；泣诉者何人？旧有两说：一曰吉甫，如《旧书》一七六《宗闵传》及一六九《王涯传》，是也。
一曰权幸或贵幸，如《旧书》一四《本纪》、一四八《裴垍传》及《会要》七六，是也。
于是主试及覆阅官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王涯辈均贬降。
此疑案之最要关键，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确是攻击吉甫失政，则此等文章正牛党后来宣传之极好资料，党人尤应大事表扬，何以都不见于晚唐书说？此点最是疑问。
若就当年宰相而论，郑綑先入中书，资历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击时宰，则负责者尚有綑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独自泣诉？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贞之末，始自散州饶刺入为中书舍人，作相至此，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权贵，何至要胁贬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胁？（贯之及涯均在道再贬）余尝检视湜策，则其文有云：“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
……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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