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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持正集》三）纯是集矢宦官，于宰相无深责。
余乃悟牛、李（宗闵）新进气盛，牛又由韦执谊而登第（见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风气，策文所指斥，应与皇甫同途。
湜官不过郎中，比较无所畏忌，故其对策得与刘（上艹下贲）同传。
牛、李（宗闵）则后来身居宰辅，投鼠忌器，唯恐内官旧事重提，不安于位；又以早年对策，喧腾一时，遂计为接木移花，以转人视听，吉甫泣诉之谰说，夫于是应时产生，《宪宗实录》之被牛党重视48，此其一因也。
《旧书》一四八《吉甫传》云：“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裴）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奏陈，帝意乃解。”
则不特非吉甫泣诉，吉甫且犯教唆之嫌，与《旧·宗闵传》恰恰极端矛盾，余信其近于事实。
《通鉴考异》一九乃云：“裴均等虽欲为谗，若云执政自教指举人诋时政之失，岂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诬搆郑綑、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
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故有此说耳。”
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时政者犹云指斥宦官，与“倖”
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举子诋讥阉寺，安见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郑馀庆以主书滑涣勾结枢密使刘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罢，光琦即湜所谓“掌王命”
者；又吉甫官中书舍人时，揭发涣之罪恶，籍没家财，至数千万（《旧·吉甫传》，又《旧书》一五八《馀庆传》及《通鉴》二三七），此皆时政大可指斥之处。
司马不详审当日政局，求书传所由异同之故而遽行臆断，一失也。
宪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镇，则从前被贬者似应同奉召回，顾稽之史乘，并不如是，二失也。
淮南为当日唐家第一个节镇，正旧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连任十余年，以云“疏薄”
，则渴营“疏薄”
者大不乏人，何爱于吉甫而以相授，而亲临通化门饯行，三失也。
《宪宗实录》争执之焦点，在于掩盖当年之攻击宦官，司马乃听信谎言，以为德裕掩先人之恶，四失也。
如谓《旧书·吉甫传》采自《宪宗实录》，则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颁，说是路隋旧本，（《旧书》一八下）于时德裕已远窜南服，岂尚能由彼改定49？况李约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党无法完全毁灭证据，遂有德裕改定《实录》之谰言以混耳目，司马信之，五失也。
总而言之，排击宦官之案，吉甫尚同处于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则有之，断非落井下石者。
窃谓当日宪宗蓄意用兵，饷需是急，王锷入朝，又被弹劾，吉甫之出，君臣间许有默契，故两年后即复召为相50，司马光之批评，完全不就时间、地点及条件着想，所谓唯心之论也51。
吉甫初相，《通鉴》许为“得人”
（元和二），则无偏党可知。
及其再相，《通鉴》纯取敌视态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风病罢相为兵部尚书，时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请，再改太子宾客，不久便卒，（《旧书》一四八）而《通鉴》以为吉甫恶之，司马竟未读《垍传》也52！
此外更多采牛党之言53，不加抉择，甚至语杂揶揄54，完全失去史家体裁，然始终未有指出其树植党羽，故可断言吉甫之无党55。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经过八司马之贬，甘露门之变，已逐渐丧失对抗宦官之勇气，责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责宰相，乃宗闵以儿女私情，深恨德裕，更进而波及其先人。
另一方面宦官欲夺取立宪宗之功，消灭弑宪宗之迹，会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实录》，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见之），为彼辈所不便，故诬德裕归美私门，暗施反抗，牛党恨李，又从而附和之。
由是双方夹攻，吉甫父子乃受谤益重，所谓“李党”
，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数人狼狈为奸，说不上阶级斗争也。
注释：
1.《旧书》一七六《李宗闵传》：“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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