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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龙从来都是千变万化的。
有哪一种鲜花，哪一种生活不是如此呢？在阳明学者看来，知识的奥秘在于穿透变化强加在事物身上的表象。
所谓的事实和形式只是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下面隐藏着真正的生活。
他们喜欢用道家的宝马寓言来说明这个观点。
这个寓言说的是，从前中国的一位君王想得到世界上最出色的骏马，他就请对骏马了如指掌的伯乐在各地搜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伯乐回来了，向君王报告说一个牧场上有一匹栗色牝马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瑕的骏马。
于是国王派臣子带着金银财宝去把这匹马带回宫廷。
但是，臣子们来到伯乐所说的地方，没有找到栗色的牝马，只找到一匹黑色的公马。
他们把这匹黑马带回来，却发现这匹马是集俊美和力量于一身的绝品。
对于能赏识马的真正行家来说，宝马是靠一种超越颜色和性别的东西来识别的，颜色和性别只是次级特征。
阳明学者说，即便如此，也需要拥有真正的知识来识别宝马。
正统的书院派学者以双倍的敌意对待阳明学派，认为他们歪曲了自己所信奉的新儒学。
伴随他们的审查而来的恐怖与其说是对教义本身公开进行抨击，不如说是对持这些观点的人进行阴险而意想不到的处罚。
尽管如此，这种新观念还是在审查制度的干预力量比较薄弱的边远领地得到扶植，并逐渐扩大了影响力。
萨摩藩和长州藩成为这一哲学流派的主要庇护所。
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日本所有伟大的现代政治家都出自这两个地区。
在同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官们，很多都是在阳明学说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正是王阳明思想使他们在险境中沉着冷静，在拟定计划时足智多谋，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机警应对。
主要得益于王阳明思想的传播，日本在明治维新翻天覆地的动**中认识了龙。
正如伯乐的宝马一样，尽管数百年来日本历史蒙上了层层沉积物，旧日本的精神依然昭彰。
德川幕府完全有理由对阳明学说的革命性感到恐惧，因为其追随者在涉及他们有关公义的理念时没有丝毫的犹豫。
1837年爆发大饥荒时，大阪的官员出于不足道的理由拒绝向百姓发放维持生存的口粮。
这时，就是大阪一位著名的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26]挺身而出，带着他的众多弟子公开进行反抗。
他向当地驻军开火，控制了他们，打开政府的粮仓向饥饿的民众放粮。
事件过后，他平静地面对死亡。
他的心态可在其撰写的一本有趣的带有哲学意味的书中略见一斑。
他说：“要像闪电般出击，像雷声般可怕，但是不要忘了，上面的天空永远清澈。”
既不是古学派的异端思想也不是阳明学派的丈夫气概衍变出还政于天皇的政治概念。
毕竟，它们只是儒家思想的异化，儒家思想明令要服从现政权，只要社会的精神生活没有因此而被摧毁。
正因为如此，明朝的学者没有对满族统治进行反抗。
出于同一原因，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从未梦想对我们的政体实行变革。
王阳明教诲人们要付诸行动，但是没有说明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历史学派的使命就是弥补这一不足。
历史学派不是异端，因此极少引起审查者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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