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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荣誉之战与诽谤和人身攻击并无太大关联，更多的涉及政治和权谋。
6月18日周一的早晨，看完库珀的信之后，伯尔要求他的朋友威廉·P.范·尼斯（.VanNess）即刻前往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里士满山庄。
当时，伯尔正患疟疾，脖子上系着围巾。
伯尔告诉范·尼斯，许多人已经跟他说过“汉密尔顿将军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使用了有损我声望的语言，并且表达了有损我声望的看法”
。
[11]显然，刺激伯尔诉诸行动的是这些年累积的宿怨，而不仅仅是库珀的一封信。
那天上午11点，范·尼斯突然带着伯尔的信出现在汉密尔顿的律师事务所里，要求他对库珀所谓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
做出解释。
这封信的语气和内容让汉密尔顿意识到，伯尔将发起一场荣誉之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在说明，他既不会躲避一场决斗，也不会尝试妥协，更不会甘愿受辱。
由于背负着西印度群岛的不幸过去，他早已断定一辈子要维护自己的荣誉。
他的本性中再没有什么东西要比这一点更根深蒂固的了。
这个口无遮拦的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时刻对歪曲他品质的攻击保持警惕。
有六次，汉密尔顿卷入荣誉之战的初始阶段，另有六次作为助手或顾问参与其中，但他尚未真正当过决斗主角。
汉密尔顿文集的编辑哈罗德·希莱特说，1804年夏天之前，汉密尔顿“只在名义上参加过决斗，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
。
[12]
热衷于决斗的人依然很多，虽然远未到人人参与的地步。
杰斐逊和亚当斯反对决斗，富兰克林谴责它是“谋杀行为”
。
[13]决斗之风在军官阶层尤为盛行，这些人为自己的浪漫荣誉情结感到骄傲，并发现这种仪式性暴力是表达它的完美方式。
汉密尔顿和伯尔都受过这种贵族文化的熏陶。
军人往往担心因躲避一场决斗而被贴上懦夫的标签，从而严重削弱自己的领导力。
由于预见到美国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发生分裂、叛乱、内战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并认为自己有可能统兵作战，汉密尔顿凝神思考：接受或拒绝伯尔的挑战将对自己的勇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在他看来，勇气是领导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位同时代的人评价汉密尔顿说：“他是一名斗士，不允许任何人指责他缺乏勇气。
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如果自己临阵退缩，亚伦·伯尔会得意地自吹自擂。”
[14]
在伯尔和汉密尔顿这类被标榜为美国社会精英的人群中，决斗是社交礼节的需要。
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侮辱你，你可以通过鞭挞惩罚他。
如果侮辱来自与你社会地位等同的人，那么你最好拿起枪，奔赴决斗场。
从理论上来说，伯尔本可以起诉汉密尔顿诽谤，但他认为这样做有失绅士的体面。
汉密尔顿曾高傲地说，他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对诽谤者的起诉，因为他更喜欢“以蔑视来回应敌意”
。
[15]
政客也是最热衷于决斗的一类人。
许多决斗都起因于党派纷争，正如乔安尼·弗里曼在《荣誉之战》（AffairsofHonor）中展现的那样，决斗往往发生在竞选之后，因为失败者试图挽回声誉。
政治党派仍是基于个人崇拜的流动性组织，没有哪个政客能承受名誉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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