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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决斗都是在隐蔽场所秘密进行，但通常会转变成吸引媒体眼球的公众事件。
决斗的宗旨在于影响舆论、打击敌人。
决斗亦是解决冲突的巧妙形式。
正因为如此，决斗者很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对手。
对战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枪战所带来的威胁上，强迫他们以及助手展开深入谈判，通常以道歉或和解告终，而非射出子弹。
经验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在谈判中不屈不挠、灵活应对，他或许不必诉诸武力就能化解矛盾。
即使决斗无法避免，双方通常也只会打伤对手，比如射中一只胳膊或一条腿。
如果双方在第一轮决斗中幸存，那么他们仍有机会中止决斗，在第二轮开始前解决争端。
决斗的要义并非展示致命的枪法，而是展示勇气。
很多州都对决斗施以严厉惩罚，这进一步阻止了以死亡终结的荣誉之战。
尽管这些律法极少被采用，尤其是涉及社会名流时，但起诉的可能性却存在。
即使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杀人者仍会被当作嗜血魔头，遭到社会排斥，这意味着决斗者的决斗本意落空了。
汉密尔顿因而可能认为他会从与伯尔的荣誉之战中生还，尽管可能会受点伤。
他正面临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在先前的荣誉之战中，汉密尔顿都处在进攻位置，出其不意地捉住敌手，尖刻地要求对方道歉或撤回言论。
他善于运用这种策略让某些诽谤者就此闭口不言，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老手。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接受决斗的一方，被剥夺了作为受害者理直气壮地愤怒地声讨的权利。
他不能再采取挑衅的傲慢姿态，因为他处在诽谤者的位置。
按常理推断，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老于世故的伯尔必然知道实施谋杀非但讨不到便宜，反而会失去一切。
他们做过20年的同事，并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
那年春天，汉密尔顿告诉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纽约的党派斗争要比费城文明得多，他们“从未让政党事务干涉到自己的社交活动”
；他甚至还提到他和伯尔上校“总是彼此以礼相待”
。
[16]但眼下的情况有所不同，汉密尔顿知道，伯尔的政治前程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被毁灭，因此他担心伯尔现在有杀人的冲动。
汉密尔顿告诉约翰·梅森牧师：“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一直深信，除了牺牲自己的性命，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消解伯尔的仇恨。”
[17]汉密尔顿严肃地迈出第一步，他似乎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从这场荣誉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密尔顿对决斗的矛盾心态。
考虑到此前他曾频繁涉身其中，声明他不信仰决斗似乎有点站不住脚。
但是，由于菲利普之死以及对宗教的日渐关注，汉密尔顿逐渐对决斗这种做法产生了原则性反感。
惊人的巧合是，在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伟大演说中，他有力地谴责了决斗行为——在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中，他争辩说，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采取报复性行动，尤其是被上帝和律法所禁止的行为”
，因此决斗应当被禁止。
[18]同意与伯尔进行决斗，汉密尔顿说这是为了安抚民意才做出的与自己本身的意愿相背离的决定。
他的助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后来写道，决斗或许是野蛮的，但它仍是“我们这个文明开化的年代和国度中受到公众认可的一种习俗，因为它是检验荣誉或耻辱的一种方式”
。
[19]180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不认为他应该放弃这种检验方式，尽管很多朋友都责备他屈从于自己的偏见。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在谈判的早期阶段，是固执的汉密尔顿而非伯尔是决不妥协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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