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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鼎甲”
；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
；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取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人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
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改入国子监，也可选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官。
由此考生们便正式地踏入了帝国的官僚体系。
早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太祖就颁布了“科举成式”
，确立了明代的科举制度。
明朝初建，百废待兴，需要大量官吏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科举制无疑成了新帝国的官僚生产线。
另外，参加科举的生员们都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朱元璋还特地建立了国子监和社学，学习的主要内容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一个重点的科目——《大诰》，由洪武帝亲自编撰的“刑事案例”
。
书中的主要内容就是陈述了各种罪案，包括官员玩忽职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抗粮抗差、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目的就在于教人民本分，成为王朝的“顺民”
。
进入洪熙朝，仁宗确定了“南六北四”
的录取比例，科举似乎正按着这两代君王的计划运行，然而事情却没有统治者想得那么简单。
首先由考试的体制所决定，选拔上来的官员确实有不少人成了“书呆子”
，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八股形制完全确定下来之后。
我们来反观设置科举的目的，本来是要选取进入国家机器的官吏，然而选上来的人却是满口“之乎者也”
的学究。
比如崇祯初期的内阁中，很多大臣都没有实干之才，逼得皇帝走马灯似的给内阁换血。
在地方上，很多官员行政能力甚至不如自己的“师爷”
，这也是明清两代“绍兴师爷”
特别出名的原因。
这些不具备行政能力的官员在任期间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态，导致了“懒政”
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外，专于对四书五经等文化研究，其实没有像设计者希望的那样让考生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反而收窄了阶级跃层的门槛。
因为不管在哪个时代，书香门第和豪门望族总是可以提供寒门无法企及的教育资源，这些豪门后代一旦登科入仕，又会想尽一切办法“惠泽乡里”
。
如果说明朝前期科举中南北差异巨大是人口分布不均造成的，那么在后期，社会经济则对科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有明一朝，浙江、江西、江苏、福建是出进士最多的四个省份。
因为这几个省份是瓷器、茶叶、丝绸的主要出产基地，发达的商业经济让这些地方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有钱的大户人家反过来就用资金搞精英教育，让他们的子孙赢在起跑线上。
最后，科举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朱元璋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就是政局中“朋党”
的形成。
科举制从唐代诞生之时，由于阅卷录取基本上是主考官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博取功名之后，考生们都要感谢一下考官，他们往往谦称自己是考官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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