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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宦官牵制文臣，也是明代宦官政治形成的重要原因。
明代特有的政治形态就是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模式。
司礼监是内廷宦官机构十二监中的首揆，重要的职能是代行皇权。
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掌管批红及宣传谕旨，是司礼监的重要工作，相当于掌握了帝国最高行政命令的审批回复。
与此同时司礼监还是左手握着“笔杆子”
，右手握着“枪杠子”
，他们控制着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执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各地还有为数不少的镇守太监。
这样设置的本意是实行双轨制，实现权力的制衡，但是由于内廷的宦官往往与皇帝朝夕相处，深得信任，因此在授权执行旨令方面具有优势。
比如魏忠贤每次奏事都会选择明熹宗玩木工的时候，于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
的情况。
再往前朝，武宗时期的刘瑾奏事专挑皇帝全神贯注欣赏杂技的时候，因此刘瑾常常自作主张。
而且宦官长期伴随君王左右，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外廷千言不如近密片语”
的状况经常出现。
久而久之，在明中叶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逐渐“居内阁上”
，形成了“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
的现象，司礼监的首席太监也被称为“内相”
。
在出现大宦官的朝代，廷臣往往都敬而远之，也有很多官员开始自甘下流，巴结宦官以求仕途。
英宗时王振权倾一时，有位官员刘睿，“路遇王振，跪于道中”
。
王振非常高兴，便提升刘睿为户部左侍郎。
一日王振又问侍郎王佑：“王侍郎，你怎么没胡子？”
王佑立刻跪倒：“老爹没有，佑安敢有？”
王振大喜。
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
宦官权势可见一斑。
宦官能够在明朝形成一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充当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诸如采办、矿税、盐政、市舶、织造等大量国家垄断的重要经营或者税收机构都由宦官执掌，宦官对经济领域的荼毒往往比政治领域更深。
虽然是给皇帝办差，但是由于庞大的宦官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往往在“龙旗”
的庇护之下滥加苛捐杂税，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
虽然明太祖一再对宦官加以限制，但实际上从洪武年间宦官实际上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
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疑神疑鬼的朱元璋便“遣中官（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
，开启了宦官干预财政的先河。
永乐十九年皇帝又派遣宦官参与核天下库藏和仓粮出纳之数，勾起了宦官心中的贪欲，及至正德年间，各地税务已普遍由中官管理，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变本加厉。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九门的税收，而监税的全部是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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