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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在1990年写道,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艺术,本质上具有颠覆性,且无法驯服……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其)社会中邪恶的事物,而绝非其制度安排”
。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山脚剧院,1976年,首批女权主义剧场之一在小册子中陈述了自己的思想和追求。
山脚剧院是一个女性剧场——其自然出现,奋斗着,愤怒着,嫉妒着……我们在询问:女性的空间在哪里?女性的礼制是什么?它和父权戏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竭尽全力去消除一些传统,比如线型表演、框镜式戏剧、非参与性意识,同时试图发现一种环形的、直觉性的、亲历性的、参与性的剧场。
我们是一个反叛型的剧场,见证着一个自我疏离型的社会的毁灭;我们是一个颂扬型的剧场,是一个新世界预言的参与者,通过女性意识的重生,这个新世界正在浮现出来。
有一种政治剧形式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继续发展。
美国的“黑色戏剧”
运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创造出了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戏剧,由此引发了公众对自身传承、当下成就以及民权的意识觉醒。
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同性恋剧场、女权主义剧场、西班牙及美洲原住民剧场、聋哑人剧场,以及为其他特殊群体创设的剧场都找到了它们各自的声音。
通过证明戏剧可以阐释社会的本质,为自我认知提供机会,这些运动很快在全世界得到复制。
正如尼托扎克·尚吉(NtozakeShange)的《致那些考虑过自杀的有色女孩彩虹艳尽半边天》和托尼·库什纳(TonyKushner)的《天使在美国:基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在没有就其形式和样态予以妥协的情况下就找到了通往百老汇之路一样,像“同性恋糖果店”
(GaySweetshop)和“开裆裤剧团”
(SplitBritches)这样的剧团也在英国和美国兴盛了起来,澳大利亚土著和毛利语戏剧也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搬上了舞台,而德国和瑞士也上演着有关移民工人的戏剧。
希望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戏剧很自然地转向了作家们,以寻求通过语言、舞台形象和表演阐明问题。
同时,作为对这种机遇的回应,在临近该世纪末时,大量新的作家发展成了熟练的戏剧作家。
1968年,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匹兹堡与他人一起创建了“黑色地平线剧院”
(BlasTheatre),到了20世纪80年代,威尔逊已经成了一名百老汇的专用作家。
1970年之后,女性戏剧家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起来了,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
到了20世纪90年代,贝斯·亨利(BethHenley)、玛莎·诺曼(MarshaNorman)、温迪·沃瑟斯坦(Weein)、卡里尔·丘吉尔,以及廷伯莱克·沃滕贝克(TimberlakeWertenbaker)的剧作已经成了大西洋两岸及更远地区的资深剧院的标准样本。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弗朗茨·克萨韦尔·克勒茨(Fraz)和坦克雷德·多斯特以残忍而坚定的态度坚持写作着政治性戏剧。
在英国,霍华德·巴克(HowardBarker)创造了令人震惊的戏剧形式和辛辣的语言,以此使观众直面社会问题。
他的戏剧事业的受众并不广泛,而且在那个其他戏剧家都转向了电影、电视、小说或新闻的时期,他这种事业既得到了持续,但又是冒险的。
在澳大利亚,约翰·罗默里尔(JohnRomeril)已经写就了表达他自己社会观的戏剧,但是其文本并不明确:《飘浮的世界》(TheFloatingWorld,1974年)的“写作是为了表达和触及为该剧而工作的人们的人性,而不是压制和欺骗他们”
。
舞台布置和表演成了戏剧的主导要素。
导演和戏剧公司(有时还包括一名明星演员)是节日上的亮点,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使用一部老剧本,或者一部在彩排中“成熟起来”
的剧本,或者导演和他选定的一名作家就一个项目一起工作(该项目也是他选定的),一同构想出来的剧本。
新作家写的脚本要先经过朗读和研习班研习,在这个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或者演员们,会提出改动建议,由此产出一部以他们最熟悉的戏剧术语表达的作品。
即使对于成熟作家创作的新剧,在最终定稿制作之前也需要“成长”
;之后,发表出来的文本就不是剧作家独立完成的作品了。
一名剧作家很少自己一个人工作,然后交给制作商一部完成的脚本。
原初脚本绝不会是一部新剧首演时使用的剧本,但是在历史早期(古希腊、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原初脚本的地位更为关键,而剧作家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或许作家们还是保留了一个重要功能——快速反应。
在纸上,可以转过无数个转角,可以添加新的区域,可以吸收局部问题,并赋予必需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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