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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为了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到《新生报》编辑部去编报纸。
《新生报》是给犯人阅读的报纸，设在杭州城里人人皆知的小车桥省第二监狱。
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印刷厂。
有一次幼儿园的阿姨问我爸爸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小车桥，弄得她们大惊失色，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
《新生报》编辑部里，还有两个刑满留场的编辑，一个叫钱地、一个叫徐衡。
钱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入党，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
历史上曾经被捕，后脱离组织。
在直属班审查时，说他在狱中叛变，罪行严重，竟被送去重刑犯监狱，判了三年徒刑。
徐衡出身金融资本家，复旦新闻系毕业，一九三九年入党，曾在“地下”
时期任南昌共青团书记，后来也因被捕而失去组织关系。
徐衡在镇反中被作为“大特务”
逮捕，审查后发现与特务毫无关系，也被判了三年徒刑。
钱地和徐衡的老婆都同他们离了婚，孤身一人，无家无业。
加上一个有家而不能回的张恺之，三个人也算是同病相怜了。
少年时代我曾见过这两位伯伯。
记忆中留下的是他们干瘦而毫无笑容的面孔。
有一年的“六一”
儿童节，钱地伯伯还曾经送过一个日记本给我，这是他当时所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礼物了。
徐衡后来的生活一直潦倒不堪，爸爸曾带我去看望过他，只记得他窄小的屋子里一顶被香烟熏得发黄的蚊帐，到处是烟头烟灰。
听说一九八〇年后他在民革的一所业余学校帮忙办学，曾有一段振作的日子，但晚年嗜酒，最后在一个夜晚突然中风，跌倒在床边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他死后，料理后事的人，发现他的床底下全是空酒瓶子……
我爸爸每天面对沉默寡言的钱地和徐衡，心情自然十分郁闷。
陆陆续续传来的各种坏消息，更使他茫然惶惑。
听说余杭横湖的杨天波，因受他的牵连，已经被省军区后勤学校除名，回乡务农去了；黄志雄、曾一进、倪布明下落不明；上海那个姜弘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最令他震惊的是，曾为海宁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青年救国团”
第七支队长周公穆和海宁县自卫大队大队长俞文奎，已在一九五一年镇反中，被迅速处决。
得知俞文奎死讯的那个周末，爸爸回家时神色黯然。
他连晚饭也没有吃，一句话不说，靠在床沿上发愣。
我走过去拉拉他的手。
他一动也不动。
后来妈妈叹了口气，轻轻对爸爸说：现在你懂了吧？
我不懂。
爸爸回答说。
他把身子转过去冲着墙，谁也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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