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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变革太风云变幻漫长了,而作家就像近距离站在一幅巨型壁画面前,很难看到整幅画的全部,更谈不上把握它的全部规律。
当各种思潮观念退潮之后,一度习惯了依赖追逐某种理念的作家们,一时间找不到依凭的感觉,心底不踏实起来,失去了理念的光环,找不到生活的焦点和走势。
农村的生活复杂化了,乡村人的思想多样化了,而作家们的思想却贫瘠了,悬空了,乡村小说怎么能不衰退呢?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思想匮乏的时代,更是一个期待思想的时代!
其实,文学题材上,乡村的失落还可以从作家自身去寻找原因。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家们年龄大小不等,成份也迥然不同,有的是当年历次运动中戴了帽子,被发落到农村或农场去改造的右派分子,如刘绍堂、从维熙、浩然、高晓声等;有的是工作在基层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的文学青年;有的是扎根落户到农村的一代知识青年。
他们中大多数人命运坎坷,但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功底,对农村的初期改革有充沛的**,厚积薄发,是文学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得以重返城市,拥有了生活中该有的一切。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村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但这些新现象新问题都是他们以前所没经历过的所以也不熟悉,他们只熟悉了解改革初期,他们有限的生活积累和迅速变化的农村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对农村题材的把握逐渐一片茫然。
计划经济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经济愈来愈成为社会的重心和中心,而文学逐渐地向社会的边缘滑落,过去在人们心目中一度神圣崇高的职业只不过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冷峻严酷的现实使作家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和隔膜感。
文学创作成了一种职业,文学不再崇高,文学人的生存环境也日趋走向边缘,文学的作用也似乎不如当年那么看好,许多文学人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更不用说去拯救世界了,那么还有谁如当年柳青那样去乡下身临其境地体验生活呢?有哪一位所谓的作家还能够担当得起“启蒙”
农民的重任呢?
更何况,苦累脏差的农村绝对是养不住留不住作家的。
因此,农村题材小说还要靠身居高楼深院的城市作家去写,还要靠城市作家编下去。
真叫一批作家下去扎扎实实地去写,过去或许并不难,但在如今却不容易,因为如今的作家已经很难走出令人牵肠挂肚的城市了。
想当年赵树理家人都在京城,但他的人和心都系在东南那片热土上,于是写出了《三里湾》;柳青举家搬迁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最终写出和孕育了宏篇巨著《创业史》。
文学前辈的精神和壮举在浮躁世俗铜臭的今天,几乎成了永远的风景,往日的辉煌还会再来吗?
更奇怪的是,现在农村题材小说并不受农村读者欢迎。
作者写的神采飞扬,农村读者却一头雾水不买帐。
这问题不在读者,而在小说本身。
离农村生活、农村苦辣酸甜太远。
三十年代时,赵树理就说过,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上不上去,最好折下来,铺成小摊子,而现如今,文坛喜欢大、派、腕、权,乡村人读不懂,作者写时想得多是好看、油盐酱醋太多,把贫穷的上帝丢了,于是乡村一日复一日地失落了。
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写作者,我很心痛,我也很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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