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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作家是从实践生活中走出来的。
社会是作家的大学，社会实践知识在作家的知识结构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用一句非常时髦的话说，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实践是文学家，作家文艺智能的主体，也是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根本基础。
有一些文艺家虽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他们有广泛的阅历和人生经历，并博览群书，又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和视角与社会、人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同学们都该知道浦松龄吧，为了写《聊斋》搜集素材，他自备烟茶于道旁的大树下，热情地恳求过路人给他讲述自己的见闻。
“搜奇索异，随人所知”
并以浓茶好烟招待，如此经历了二十余寒暑，最后才有了流传下来的《聊斋》。
一个作家的才能、智慧、生活视野、生活天地都是有限的，无论哪个都不可能时时有神来之笔，处处有灵感爆发。
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
只有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才能够任意发挥驰骋。
那些火花一般闪现的灵感只有在自己最佳精神状态中才会淋漓尽致地展现风姿。
人们常说发挥优势，什么是优势呢？我想，创作的优势在于创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感悟，以及对所熟悉的生活底蕴的开掘。
殷惠芬能写汽车城，韩静霆能写零点归来，这都源自他们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挖掘出创作的“金矿”
，若我们没这些经历，就怎么也写不出来。
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熟悉乡村的朝霞落日，熟悉土地的精耕细作。
久而久之，就像一位辛勤的农人那样，择种而播、择肥而施、择水而润。
这样一来，播下去的种子，才会开花结果，长出来的苗，才能根深叶茂。
写出的文章，才能够贴近生活真实感人。
周立波写《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刘绍堂写运河滩。
这些经典之作都是作家融创作于生命之中而结出的硕果，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为中国小说的画廊留下了多彩多姿的形象。
一个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作家可以多写写工厂，比如说蒋子龙干过厂长，写出《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茅盾写出《子夜》。
曲波写出《林海雪原》，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只有那些在战火中经受战斗洗礼的人，才能写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最激动人心的场景、最壮烈的英雄行为；描绘出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和他们崇高的品质，无私的奉献以及他们伟大的业绩。
虽然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没打过仗，没参加过任何战争的青年人写战争的小说，但总的感觉是想象中的想当然，底气不足捉襟见肘，免不了添沙加水的凑合。
托尔斯泰写出《战争与和平》，他本人就在沙皇军队当过下级军官，并亲自参加1885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到战场实地调查，观察战地言行，写下笔记，有了先期的积累，才能后期创作自由，才有了创作的源泉。
创作必须着眼于生活，着眼于你对生活的熟悉，认识、理解，从而在概括与表现生活时，找到并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假如你能独具慧眼，选择最好的时候、找到最好的角度，那你就会得到最满意的收获。
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很复杂的因果工程，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是常有的事。
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文学家不能仅限于描写自己耳闻目睹的东西。
因为人生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
生也有涯，无涯唯知。
文学家要不断地从间接经验中，通过阅读前人的作品，采访新闻，听讲故事、游历山川古道，到自己尚不熟悉的生活或地方去，开拓视野，长见识，以期补充新的知识。
也可以说叫充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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