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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小说作家在致力于“为人生”
的写作过程中，更注意地域文化小说的社会结构和悲剧审美的描摹和阐扬，那么，像废名、沈从文这样以“田园牧歌”
的“曲笔”
来抒写中国宗法农业社会中人的“生命流注”
（沈从文语）的作家，则更注重地域文化色彩的描写。
这成为“京派”
小说的一种艺术风格徽标。
他们的作品在一片温馨祥和、冲淡恬美的氤氲氛围中充分体现出“田园诗风”
的绵长韵味：竹林茅舍、菜畦山林、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白云苍狗、月华塔影、边城古镇……，不但构成了地方风俗画的长长风景线，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中国小说家。
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把小说当作散文和诗来抒写的作家，恐怕要数废名（冯文炳）和沈从文了。
然而，在浓郁的地域风俗色彩的描摹背后，这些作家作品是否失落了文化的根本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同样，沈从文们的作品也是以“五四”
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眼光来扫描人的生命受到政治和文化压迫而变形的痛苦过程的，只不过他们所用的是“曲笔”
而已。
这一点绿漪女士（苏雪林）则看得很清楚，她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很有“野兽气息”
的：“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
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
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苏雪林：《沈从文论》）可见，沈从文的小说在“反文化”
、“反文明”
的写作过程中，不是消解地域文化小说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而是从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中，找到了反抗封建专制和反抗在城市文明的物质压迫下人性泯灭的通道。
作为“京派小说”
的中坚人物，沈从文们在地域风俗画的描写上走入了“田园诗风”
的极境；而在地域文化内涵的发掘中，他们更具有人性的深度。
他们“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
，“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就“社会剖析派”
的小说创作来说，其地域文化色彩较为浓郁的，可能要算吴组缃、沙汀、艾芜这样的短篇小说高手了。
吴组缃的《箓竹山房》以其“秋坟鬼唱鲍家诗”
的“鬼气殊多”
的特有情境，显示了地域文化小说的神秘主义魅力，而《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这样为人熟知的作品则更能体现出它们的地域文化色彩。
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之所以成为教科书式的小说范本，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的地方色彩与乡村政治文化内涵的完满融合。
艾芜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美的范式，除了“想借自然的花朵来装饰灰色和阴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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