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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读〈南行记〉》）的文化内涵阐释外，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描画山光水色的调色板”
（周立波语）来表现旖旎多姿的边陲自然景观，以及那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风俗画卷。
在“东北作家群”
中，无论是萧红、萧军还是端木蕻良，那北国的地域文化色彩都十分浓烈醇厚。
读《呼兰河传》使你坠入那带有童话般的地域风情中，而《科尔沁旗草原》的一曲牧歌将你引领进边塞草原的诗韵之中。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年代对“巴蜀文学”
中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的忽视，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这部可作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典范的作品，无论从地方色彩，还是文化底蕴来说，都堪称一流。
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巨制《大波》仍然保持着地域文化小说的特有风格。
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由于某种文学倾向的偏颇，使其“明珠暗投”
了。
即使是在四、五、六、七十年代，小说逐渐走上了单一的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其地域色彩的描写也还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烘托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饰品。
从赵树理的小说来说，如果没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人物性格支撑，或许他的小说仅能成为政治“传声筒”
，他的“山药蛋派”
也就灰飞烟灭了。
而孙犁所苦苦追寻的亦正是那地方色彩给作品平添的诗情画意，否则，“荷花淀派”
所赖以生存的美学基础就被抽空了，刘绍棠们的风俗画卷也就会悄然褪色。
即使像柳青、浩然他们创作的长篇巨制，如果没有地方色彩构成小说的某些内在审美机制，那末，《创业史》和《金光大道》还能有多少人物特征和文化内涵可以供后人借鉴和发掘呢？又如像《红旗谱》那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十七年文学”
中成为值得一书的优秀之作，其审美的引力仍然是它的地域色彩在起主要审美作用，当然，它在人物塑造和文化内涵的揭示中，也多多少少与同时代的作品有所区别，“距离”
使它产生了美感和魅力，同时也使它的生命力更有恒久性。
新时期以来，因着地域色彩被小说家和批评家们所高度重视，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便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作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主流倾向，它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与飞跃。
人们用充满着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来割裂小说一元化的行为模式，以形成小说的多元格局。
从汪曾祺重温四十年前那一个温馨的梦境，续上“京派小说”
的香火；从刘绍棠标举“乡土小说”
的大旗，在京东大运河畔寻觅一方土地的神韵；从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陕军”
的恋土情结中；从古华、莫应丰、孙健忠、彭见明等为代表的“湘军”
异域风情描写中；从赵本夫、苏童、叶兆言、范小青、储福金、张国擎、李杭育、金学种等充满着“吴越文化特征”
的创作中；从扎西达娃、残雪等充满着迷狂色彩的地域描写，到“后现代”
们的都市风景线的文化探索中；从“寻根文学”
中韩少功、阿城等充满着“异乡异国”
的风土人情描写，到“最后的浪漫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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