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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所引）。
这真是以不狂为狂了。
问题是很简单的。
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
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
者，乃指子思、孟轲的道统。
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
子游是孔门的高足，少孔子四十五岁。
他和子夏、子张、曾子等同年辈，是孔门中的少年弟子。
孔门有四科，在文学一科中他占第一位——“文学子游、子夏”
。
他的气概和作风，也与子夏不同。
子夏是拘于小节的，是孔门中讲礼制的一派，荀子骂他们为“贱儒”
，说他们“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
。
子游也有类似的批评：“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可见子游是重本轻末，末既是礼数小节，本应该是大处落墨的思想问题了。
他曾为武城宰，而以弦歌施于民间，十分奖励教育。
孔子讥笑他“割鸡用牛刀”
。
这样也就相当地“犹然而材剧志大”
了，故尔可能更教育出了一批“犹然而材剧志大”
的人物出来。
《礼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
那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
开首几句是“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
云云。
王肃伪撰《家语》谓“孔子为鲁司寇”
时事，有人据此以为说，谓孔子为司寇时年五十一，子游年仅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绝不会与十岁以下的孩子谈大同小康；因疑大同之说非孔子当日之言。
这样的推断是大有问题的。
《家语》伪书，本不足据，为鲁司寇时之推测虽亦本于《礼运注》“孔子任鲁，在助祭之中”
而来，此亦郑康成一时疏忽之语，同一不足为据。
蜡乃岁终报田大祭，一国之人皆得参与。
《杂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
。
此可见孔子与于蜡非必一定要在“仕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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