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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惜也都失传了。
庄周的思想和惠施有相近似的地方，但他们的思维动向断然不同，惠施是向外穷索，庄周是向内冥搜。
虽然同是观念论者，而有侧重主观或客观的不同。
在《庄子》书中两人辩论的故事颇多，差不多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表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姑且举《秋水篇》中的一例为证。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
庄子曰：‘请循其本。
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
惠子非鱼，没有客观的根据，不敢断定鱼之快乐；庄子非鱼，却以主观的推测，敢于断定鱼之快乐。
扩充惠子的方法，必然会陷入于不可知论，扩充庄子的方法也必然归到同一的陷阱，结果同样成为诡辩。
其实鱼的快乐是可以知道的。
当其未受惊扰时，悠然出游的时候，应该如庄子所说是快乐的。
当其受了惊扰而慌忙逃窜，那情形便是反证。
因此，根据鱼的客观异态，参证以人的主观自觉，确是可以判定鱼的忧乐。
惠子的完全否定是诡辩，庄子的“我知之，濠上也”
只是偷巧地把“安”
字作为何处解释，同样是在玩弄诡辩的遁辞。
庄子也是异常好辩的人，他的辩才也非常犀利，但他在理论上却是否定辩的作用的一个人。
《齐物论》有下列一节脍炙人口的话：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尔）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乌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乌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乌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乌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这正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可知论，照着这样的逻辑推阐下去，不仅辩的效用不可知，就是一切的事理均不可知。
两种观念论，无论主观的或客观的，都有着同一的归趣，在惠子与庄子两人可以说得到了很辉煌的代表。
但他们却都不满足于不可知论，而于宇宙人生有所建说，因而便都不免流于独断。
故如庄子虽然否定辩的效用，而他本人不仅好辩，且为一世的辩论之雄。
他所标榜的是超越的辩论，他“不谴是非”
，而在事实上却是提出了一个第三种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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