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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魏国的兵制是吴起的余教。
那么魏国的兵制又是怎样的呢？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
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
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
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
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
（《汉书·刑法志》）
由这段文字看来，可知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秦的锐士创始于商鞅，魏的武卒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刑法志》引用了荀卿的话（案出《荀子·议兵篇》）：
“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是一种常备兵的设置，这无疑便是所谓“吴起余教”
了。
他的兵书四十八篇，在《汉志》属于“兵权谋”
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六篇”
乃是伪托。
他的兵法自然无从得而详悉了。
《吕氏春秋·执一篇》载一故事，乃吴起与商文争相（《史记·吴起传》误作田文），吴起曾举三事自负。
第一事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
第二事是：“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爰）轻”
。
第三事是：“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
。
以军事列在第三位，而以政事列在第一位，足见吴起自己也并不以兵家自甘。
他在楚国的一段短暂的期间便纯粹是以政治家的姿态出现的。
但他在楚国立了些什么法制，详细的情形可惜一样地无法知道了。
只他所执行的一些原则，在各种文献里面略有散见。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
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
（《史记·吴起列传》）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
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吕览·贵卒》）
“吴起教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
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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