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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一般以四书为主。
考试形式，不再是过去的背诵记忆，而是从宋代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对经义的阐发。
这种对经义的阐发，到了明代，已经趋于程式化，发展成为八股文。
无论是童试、乡试和会试，都是考以阐发儒家经典为主旨的八股文。
考试一般是考官从四书（有时也有五经）里寻出一句话作为考题，考生根据这句话所在位置，前后的意思，进行阐发，即所谓的“代圣贤立言”
。
阐发时既要符合孔孟原义，又不能直接碰到孔孟的原话，同时必须遵照朱熹对经典的注释，不许有任何一点越轨。
文章类似骈体文，对仗而押韵，破题、承题之后，分起、承、转、合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分两组对称押韵的言语组成，好像是人的两股（腿），合起来一共八股，有人又将起、承、转、合称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
八股文对作文的技巧要求甚高，有点类似于文字游戏，但根本不足以谈思想，大都内容空洞，言之无物。
考生一方面揣摩圣贤意思，一方面兜圈子，在无穷的典故中绕来绕去，说些言不及义的话。
正是因为这一点，八股考试从一开始，就遭到不断的批评。
对于有意参加科考的人们来说，一方面得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一方面还需要不断地以四书章句为题作文，预先演练得纯熟。
市面坊间充斥各种名目的“制艺书”
，历科得中的卷子，被加上评注，到处都有出售的。
一个读书人如果科场蹭蹬的话，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花在八股文上。
事实上，无论在准备考试上下的工夫大小，八股文都起到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这也正是皇帝所乐意看到的。
而且，对于长期演练八股的人来说，用不着进入官场，就已经学会了揣摩和逢迎，学会了安分守己，不乱发表自己的见解。
由于由明至清，各种考试频繁，以至于几乎所有《四书》章句都做过题目了，坊间也将所有的题目都编辑成册，详加评点，只要将这些“考试辅导材料”
背熟，就不愁考不好。
结果考官为了难为考生，出题越来越刁。
一方面，出少字的题目，字数少到只有一两个字，比如“战”
、“妻”
、“是也”
，让你没办法确定出自《四书》的哪个部分，自然就无从做文章。
再就是出截搭题，用两句的头尾或者随意什么部分拼接起来，形成文理不通的一句话，作为题目，让你答。
比如“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是《论语·季氏》篇的末句，而“阳货欲见孔子”
是《论语·阳货》篇的首句，有人将之截成“君夫人阳货欲”
。
不过，从考试的技术层面来看，八股文的出现，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对于阅卷来说，跟墨义和贴经不同，只要考写文章，就会有阅卷者的主观感受问题。
事实上，文章评价的优劣好坏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同一份考卷，不同的人来评判，有时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八股文的好处在于，它将阅卷人对文章内容的感受，成功地转移到文字技巧和作文范式上去了，使得阅卷的客观性大大增强。
人们只需看卷子上文字游戏做得是否娴熟、文字功夫是否老道，就可以定出优劣。
无疑，这对于保证考试公正性是有帮助的。
同时，八股文虽然不足以言学问，但却也训练了士子的文字技能，保证入仕者都能写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漂亮的文字（可能未必有文采）。
事实上，八股取士从明至清绵延500余年，也不见得如批评者说的那样，将真正的人才都挡在了门外，取中的尽为庸才，实际情况是，无论从哪个尺度来衡量，进士中的杰出者比例都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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