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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了翱翔在更生的宇宙中的欢唱的凤凰（《献诗》）。
形象与色彩的转换折射出时代风云的变幻，诗人及社会心理、情绪的嬗变：由“五四”
**期的乐观、昂扬，跌入退潮期的苦闷、彷徨，开始更深刻的求索。
《星空》失去了《女神》的单纯性与统一性，多种音调、画面交换出现，反映了历史彷徨期的复杂多变性。
忽而是平和的声音、宁静的画图，诗行间透露出逃遁于大自然和远古时代的企想；忽而是愤激的哀调、血腥的画图，面对黑暗的现实，“尝着诞生的苦闷”
；忽而是跳**着欢快的乐音，绘着生机盎然的新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星空》中的诗歌，虽缺乏《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在情感，但技巧却趋于圆熟：结构更严谨，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深沉。
《瓶》作于1925年二三月间，是一组爱情诗，由42首短诗组成。
发表时由郁达夫作序，可以说是《女神》和《星空》的诗情在爱情题材上的另一种流露。
这里有火山般的热情喷发和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为浪漫爱情而献身的精神。
爱情诗《瓶》是《星空》表现出的时代苦闷在爱情生活上的投影。
诗作所体现的缠绵悱恻的情调是郭沫若主情主义美学思想的自然延伸。
政治抒情诗《前茅》主要写于1923年（1928年出版），《恢复》写于1928年初（1928年出版），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
两部诗集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政治抒情诗，标志着其诗歌创作题材、内容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
《前茅》取材于现实生活，对社会黑暗进行批判，表达愤懑之情，由对自然的歌颂转向对工农大众的歌颂。
作为诗人，郭沫若敏锐地感受到新的革命**逼近的时代气息，一面宣告与时代精神不相容的旧的情感、追求的决裂；一面关注着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工农命运与斗争，热情呼唤着：“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大革命哟，快起！
起！
起！”
面对着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诗人没有任何悲观、苦闷与彷徨，有的只是不屈的战斗精神，昂扬的乐观主义，以及对工农力量的确信，对于革命道路正确选择的确信。
《前茅》、《恢复》里的诗歌无疑已经“属于别一世界”
，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
这些诗歌歌颂了工农大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具有一种犹如鼙鼓声浪喧天的“狂暴”
的力的美；这些诗歌也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幼稚病，主要表现为把诗歌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以及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标语口号化的倾向。
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各种体裁的作品都颇具浪漫之情，其散文创作同样表现得思想深刻、文采飞扬、特色鲜明。
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散文传统培育了郭沫若的文学素养，而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又对郭沫若的个性、思想和文学创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他所创作的散文作品内容广泛，有政论时评、写人记事、个人抒怀、游记小品、杂文寓言、文艺论文，等等。
郭沫若的散文不仅记录着时代的风云际会，而且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他个人在大时代的思想、生活和情感轨迹。
他的散文写得隽永而又浓丽，深挚而又热烈。
“五四”
落潮，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回到祖国，希望有所作为。
但国内黑漆漆的社会、血淋淋的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理想破灭了，使他感到种种苦闷和空虚。
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既有对社会黑暗的诅咒，也有对大自然的歌咏，悲愤和痛苦，忧伤和失望纠结在一起。
《月蚀》《卖书》通过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发出悲愤的呼叫。
《梦与现实》《寄生树与细草》《昧爽》表达了理想破灭的忧愤，以及对吞噬美好生命的现实的控诉。
《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牧歌式地抒发青春的欢悦与离乡去国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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