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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既不类有心的揭发，也不类任意的调皮，这把孔子的面貌我觉得传得最为正确。
孔子是领袖意识相当旺盛的人，拿现存的一些领袖意识旺盛的人来对照一下，像这种程度的“雄猜”
，原是家常茶饭事。
以讽谕为职志的作品总要有充分的严肃性才能收到讽谕的效果。
所谓严肃性也就是要有现实的立场，客观的根据，科学的性质，不可任意卖弄作者的聪明。
尤其是取材于史事，是应该有历史的限制的。
以史事来讽谕今事，若根据是在人的气质与人的典型于古今之间无大差异，只要把古人写得逼真便可以反映出与此同一气质、同一典型的今人面目。
今事的历程自然可以作为重现古事的线索，事实上讽谕的性质本是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的，但不能太露骨，弄到时代错误的程度。
时代错误的巧妙的玩弄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便是滑稽，但玩弄得不太巧妙时是足以令人颦蹙的。
我自己在尽力避免着这种毛病，但因努力不够，只是一些“速写”
，古人的面貌写得不甚逼真，充分的讽谕的效果恐怕也是难于收得到的吧。
我自己恨我没有相当的物质上的余裕，即是没有从事创作的闲静时间，我假如有得充分的时间，单是“贾长沙”
那个典型，我觉得是可以写成所谓“雄篇大作”
的。
他的悲剧最和我们现今的情形相近。
但在目前我只能以这些“速写”
而满足了。
而这些“速写”
我还不得不感谢好些催促我、鼓励我的，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
这些作品都是被他们催出来的，有些甚至是坐催，如《孔夫子》与《贾长沙》二篇便是。
假如没有他们的催生，我相信就连这些“速写”
都是会流产的。
十年以来，因为政治上的秦始皇主义，文坛上的门罗主义，出版家的打劫主义，使我这素来号称多产的人竟然成了石女。
有些人在责备我的石女化，而他们却忘记了招致这石女化的原因。
石女化了的作者不止我一个。
政治上的影响，自然要算是重大的原因，然而文坛上的门罗主义与出版家的打劫主义，实在也是不可轻视而又容易轻视的祸根。
它们进行得很巧妙，借着政治上的口实为烟幕便把自己的劣迹隐藏下去了。
国内的出版家中，有一些不良之徒，竟直可以称之为“文化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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